潮汕先民源流考述（2）

　　　　黄赞发 [《潮汕先民与先贤》]


五、俚、僚人是粤东的百越遗裔 
　畲民既是宋代才形成的，而且是瑶人迁入之后演变而成的，当不可目为潮汕的土著。作为畲民近源的瑶民，当然也非潮汕土著。40年代出版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徐松石著)指出：“古代两粤大河流域的土著都是壮人。只有粤省的极东部分，今日潮汕地区，少有壮人罢了。”这又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实，潮汕一带以至整个粤东、闽南，至迟在隋代就已出现僚人，称“蛮僚”，或“土僚”，是百越的一支遗裔，宋代才演变为僮，壮则是现代的族称。史、志书上常有关于僚的记载，这是不争的事实。在粤东同时与僚杂处的另一支百越遗裔则是俚人。 
　　俚人在史籍中，一开始写作“里”。东汉至隋唐屡见于史籍，常与僚并称。《后汉书》载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女子征侧、征贰暴动，九真、日南、合埔蛮“里”人，群相响应。其中的“里”，都是指俚人。古代俚人分布颇广。在《辞海》“俚人”条上说，古代俚人主要分布在广东西南及广西东南等地。其实，古代俚人的分布远不止此，在越南北部、中部，以及海南岛也都早有俚人定居。三国吴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上说得很清楚：“俚在广州之南”，“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有村，各有长帅。”而包括潮汕在内的粤东地区，是否也是古俚人的居住地呢?30年代，谭其骧就在《粤东初民考》中说，“有史以来，最先定居于粤东境内者，实为今日僻处于海南岛之黎族，汉唐时称为‘里’或‘俚’者是也”。当然，谭其骧所指粤东，应是相对于粤西而言，但似不能完全排除现代所指的粤东。《潮州志》的总编辑饶宗颐先生就曾在《民族志》(刻印本)中称俚人为粤东主人。据所认为虽由于年代久远，秦汉年问粤东俚人的历史已难考释，但在隋唐之际，俚人在粤东有着不可轻视的势力。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粤东俚帅杨世略起兵据循州，并有潮州。梅州旧谚有云“未有梅州，先有杨、古、卜，足见俚人杨姓之地位。据《旧唐书》卷五十六、《唐书》卷八十七《林士弘传》和吴、周府志所载，唐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杨世略在唐来使的“招慰”之下，背着林士弘以潮、循二州之地，与高凉俚峒酋豪冯盎同时降唐。林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率兵二万围攻循州，杨世略“破斩之”。可见，俚族在隋末唐初，势力相当强盛，以至整个潮梅地区还曾一度完全处在俚帅的控制之下，叛隋降唐，唯俚帅之命是听。 
　　但是，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或认为俚人根本就末涉足潮汕；或认为俚人之抵潮只是隋唐政权用以平僚的缘故。如隋文帝仁寿初年，就曾利用冯盎征讨潮、成等“五州僚”。冯盎因平僚之功被拜为汉阳太守。隋亡，冯盎返回岭南，聚众数万占据20余州，自称总管，后与杨世略同时降唐。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抵泉、潮所平定的也是“蛮僚”，足证当年潮汕应是僚人天下。 
　　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只说对了一部分而忽略了另一部分。从古籍往往将俚僚联称来看，俚僚人历代史家并没有分清，看来也似难分得清。为此，有的学者则提出了俚是先汉化了的僚。⑧据《丁氏古谱》所栽，陈政奉调平乱，一开始即“恩威并著，土黎附焉，辖其地为唐化里”。所谓土黎，即为俚人。俚僚杂处于兹，陈政对俚人“抚而籍之”，以孤立作乱僚人。同时，如前所述，瑶族的一支也已于此时进入粤东，民族杂处的情况更为复杂，这才是当年的实际态势。查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所附民族历史发展演变表，现代的壮人(前曾称僮)和黎人(即唐宋的俚)，在魏晋至隋唐时期都同是“俚僚一部”，或“俚僚一支”。俚僚同样被联称。这应是治民族史者的共识。认定潮汕有僚而无俚既依据不足，于理也不合。在隋唐政权“以夷制夷”的策略下，俚酋既可征僚，当也可征俚。何况俚僚难分。而俚帅杨世略之据有循、潮二州却不能不说是俚人隋唐年间在粤东写下的十分浓重的一笔。 
我们似还不应淡忘了潮汕人“食槟榔”之俗。而这一礼俗正好与古俚人的礼俗毫无二致。 
　　槟榔，古代岭南、台湾都广为种植。其子仁可吃，还可入药，有开胃消食之用。古代俚人十分重视槟榔。南宋淳熙年间，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上说，俚人“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海南黎人至今仍盛行食槟榔之礼俗，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潮汕人在明、清时期也盛行食槟榔，且也作为敬客礼俗。《潮州府志》(郭志)上载： 
　　“潮俗喜食槟榔，嫁娶以之为礼”；“亲朋往来，不具酒劳勿以为嫌，不食槟榔便称简慢。”清初宋征璧《潮州竹枝词》有句“爱嚼槟榔玉齿红”。潮俗嫁女时，要配上锡制槟榔鼓(盒子)；新娘敬客，两手捧槟榔鼓，轻声说“请槟榔。”此俗直延续至近现代，只是槟榔已由橄榄所代替。故潮汕民间将槟榔作为橄榄的代名词，敬客橄榄，还往往说：“请槟榔”。潮人承俚人这一礼俗如此“食古不化”，这怕不是潮汕古代仅有“少量”俚人所能解释得了的。 
　　岭南各地的俚入，在不断南下的先进的汉族文化影响下，除了少数移入桂西，后被称为“徕”，至清代渐与壮人融合外，大部分逐渐被汉化。另外，有部分迁入海南岛，与原来岛上的俚人汇合，发展为黎族。据近人考证，汉初，在西汉大兵压境之下，南越国丞相吕嘉率领族人逃入海南岛。这就是俚人迁入海南岛有明文记载之始。为此，《辞源》注释“俚子”一词，便说是“古代对黎族的别称”。《元和郡县志》记载高州诚敬夫人的庙碑说：唐高祖时，海南“诸俚亡叛，敕夫人招慰”。可见，隋唐时海南黎族尚称为“俚”。俚人之被称为“黎”，约始自宋代。 
　　由于俚人被汉化得很彻底，潮汕地区的族属，早巳不可识认。不过，潮汕乡村，至今还有不少以“黎”命名的，加潮安山黎(今住畲民)，饶平黎坑，普宁乌黎村，揭西山黎潭以及大埔黎家坪等，均应是当年的俚寨。80年代，澄海蔡英豪经一番查证，认定澄海程岗村古时也是俚人的村寨。当时俚人有二支，一住陇之南，即今之程岗；一住陇之东，即今之管陇。唐代岗上小庙门联有“保俚安庶”字样，祀赵佗。俚人以出海打鱼为生，性格大方，慷慨重义，人称为“浪俚”，以别于山俚。今潮语程度副词有“浪裂”一词，当由“浪俚”演变而来。浪俚人喜缠腰，着短裙，后沿革为水布，近现代潮汕农民曾广为应用。 

六、关于俚、僚人的铜鼓文化 
　　丰富的出土文物的发现，充分说明古越族曾存在着相当发达的铜器文化，而其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铜鼓。关于铜鼓，我国历代文献多曾提及。《后汉书·马援传》就有关于马援南征，“得骆越铜鼓”的记载，对于铜鼓文化的渊源，古今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索、论述。我国古代曾传说铜鼓为马援或诸葛亮所创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认为铜鼓是出自南蛮天竺国(印度)。越南人陶维美所写的《越南古代史》，对铜鼓问题作了专章论述，认为铜鼓起源于北越，其创制者就是北越的先民骆越人。西方学者，如荷兰的狄葛乐则说铜鼓是中国南部诸省的产物，绝非“别处搬运来的”。近年来，我国也有的学者认为铜鼓的首创者不一定是两广或北越的百越人，还有可能是我国西南的百濮人。 
尽管这个问题众说纷坛，但从两广地区大量铜鼓的出土和历代文献的记载，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战国，甚或更早一点的年代，两广地区的百越人，就已广泛的铸造并使用铜鼓了。而作为百越族在两广的主要支裔的俚、僚人，也无疑是铜鼓的最早的铸造和使用者。裴骃的《广州记》说：“狸獠(即俚、僚的贬称)铸铜为鼓，唯高大者为贵。”《隋书·地理志》也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此俗之同也正可证见俚僚之不可分。) 
　　俚、僚人“铸铜为鼓”，究竟作什么用途呢?《隋书·地理志》上说得很清楚：“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实际上，其作用远不止用于战争。主要的还有用以报警、祭祀、驱逐猛兽、镇压”邪魔”以至于娱乐等等。屈大均《广东新语》在记载潮州农事时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但据记载，俚、僚人铸铜鼓，更主要的还在于显示权势，所谓“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近人考证，潮人往往尊称老年人为“大老”，正是古俚语“都老”转化来的。至今潮人称呼人还常加上一“老”字，如外江老，上海老等等，这就是古代俚人的语言遗习。 
　　铜鼓从地下出土，这从岭南至北越，比比皆是，而尤以两广、云、贵为最，仅广东省和广州市博物馆收藏就有数百具之多。铜鼓为何大量埋入地下呢?那是因为百越人喜爱铜鼓，甚于金玉，而在战乱之中，急于逃难，又不愿铜鼓为异族所获，因而埋人地下。论者或以潮汕未出土过铜鼓来否定古代俚人曾定居于潮汕。那不是连僚人居潮也要否认了吗?其实，这主要的还应是南宋末年以前，潮汕地区几乎没有遭受过较大的战乱。除了陈政、陈元光父子之平“蛮僚”外，历代南征大军，多从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进军，潮汕一带不是主要的进军路线。再则，潮汕缺铜矿，向来非产铜区。但潮俗喜用皮木制大鼓，喜庆用鼓，丧事用鼓，械斗也用鼓。至今潮汕大锣鼓名闻海内外，这应是古俚僚人“贵铜鼓”之风在潮汕的文化遗存与发展。 

七、疍家今昔 
　　疍(音旦)家族，是闽粤又一远古居民。潮汕地区，也是古代疍家族的居住地之一。“疍”原本写作“蜑”。近有学者认为，疍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写作“□（从鱼从旦）”，“湖灌之山，湖灌之水出焉，其中多□”。可证疍民早在汉代以前已生活于长江中上游一带。此后多散入滇、桂、闽、粤，分布甚广。”魏晋以降，古籍常见有巴疍、建平蛋、天门疍等记载。在文人的诗文中多将蛮、疍或夷、疍并称。蛮疍、夷疍应是对疍民的泛称。此外，还有称襄疍、戎疍、疍僚、傜疍等等。9《隋书’地理志》说疍、俚皆古先所谓百越。明确地将疍人与俚人分别开来，也指出了疍也是百越的一支。六朝至隋唐时期，“疍”泛指南方蛮夷，并不限于水居，且也陆处。至唐朝，疍人大多散处于闽粤的滨海地带，以采珠捕鱼为生，逐渐成为水上人家。 
　　潮汕疍家，历史也颇悠久。《广东通志》说晋朝时，广东不服中央管辖的疍人多达五万余户，惠州、潮州一带“尤多”。到唐朝，疍人才开始向政府“计丁输粮”，明初始编人户籍，并设立里长，“岁收渔课”，届河泊所管辖。明代修《潮阳县志》的林大春说，潮阳县西南江上有叫疍户的，陆上没有室庐，不事耕作，男女都住在船上，以捕鱼为生，早先人口颇多。其姓氏，《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上都说，潮州疍人有麦、濮、吴、苏四姓，《饶平县志》加上何姓，《潮嘉风月记》加上顾、曾共为七姓。 
疍家族较多地保持了古代百越人的风俗。其图腾祟拜为蛇。故在龙宫神像旁画蛇以祭，自称龙种。宋代朱翌和曾三异都曾指出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诗》中所说的“龙户”，即为“疍户”。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说，疍人称为龙户，入水则“绣面文身”，以扮成蛟龙之子。潮汕人向来称蛇为龙，生肖属蛇的，也说成是“小龙”，这与古越族把龙、疍人把蛇而称龙种，均不无渊源。但是，古越人实行悬棺葬，二次葬，而疍人却实行水葬。疍人还祟善用鸡骨卜吉凶，这又是古越人所没有的。 
　　疍人水居，以船为室，“浮家泛宅”，或采珠，或捕鱼，“不谙文字。不记年岁”，“衣不盖肤”，“不与土人通婚”，男女自行嫁娶。男未聘则于船尾停放一盆草；女则停放一盆花，以招致媒妁。婚时则以蛮歌相还。这与古越族的风俗也大致相同。张士琏的《海阳志》上载：“卫所屯军，概龙丁疍户充当名数。”可见，疍民还有当兵的。明代中叶，林大春在述及潮阳疍民之时也说过：“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或有弃舟揖入民间为拥保者矣。”可证疍民所事，早已非只水上作业了。疍人陆居之后，多称房屋为寮。潮属各处的田寮、园寮、草寮，以至于以寮命名的乡村比比皆是，当为疍语之遗存。 
　　清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因防人民“通侮”，尽迁沿海居民。第二年，科尔坤勘查潮州近海六厅县，将潮属各县沿海疍民，全部徙入内地。到清代中叶，潮州疍家多集中到韩江中、上游。《揭阳志》(刘志)上说，“雍正八年，许疍民村居编户”，可见其时揭阳尚有疍民。近人考悉，乾嘉年间，盛极一时的湘子桥下“六篷船”，就是疍家艇船，只不过已经不是昔年的渔舟，而是名噪闽粤的“花林”了。船中歌妓，也多为疍家女子。如“姿态丰艳、柔情绰约”的濮小姑：”丰姿秾粹、性情孤峻”的曾春姑；“工诗善唱”的曾九娘等等。《檐曝杂记》说：“女郎未及笈，多扮作僮奴侍侧。有状元夫人者，尤为绝出。”船中渔家的景况虽已不可复见，但根据《西河龙户录》所裁，“六篷船屋皆置盆花、盆草”，疍家遗俗，尚依稀可辨。 
　　据《韩江记》、《潮亮风月记》和《檐曝杂记》等书的记载，当年湘子桥下，“月夕花朝，鬃影流香”，“画舫鳞接”，盛况空前。所以，《粟香二笔》将其比之为珠江的紫桐横楼。而《潮州志。丛谈志》中更说其歌妓“不亚秦淮、珠江”，“名士题咏，骚客品花”，流传下不少风流韵事。张对墀的《潮州竹枝词》对此也有生动的描述：“疍船无数大江中，疍妇如花倩倚风。多嚼槟榔当门(舱门)立，一笑一迎玉齿红。”海阳谢锡勋有《和濮姬香畹芝兰叹》云：“湘桥多明月，鳄渡易秋风。风月结为邻，妾居在其中。安居本无定，浮家在六篷。有时学摇橹，无事理钓筒。阿母弃妾身。坠入烟花丛。香兰同从草，宣父恨无穷。”这些六篷烟花女，也不乏典雅之辈。如上诗所和濮姬，即濮九娘，香畹是其字，芝兰是其号，工于诗，著有《鹦鹉螺室诗存》。她的《送春和安臣主人(安臣即谢锡勋字)呈回文一绝》，云：“奁镜依窗纱影斜，月痕微印侧枝桠。帘钩欲下飞归燕，黏得香泥护落花。”正读倒读，送春伤春，情景相谐，堪称奇绝。濮九娘后归谢锡勋为侧室，⑥可谓疍家一才女。 
　　自清代中叶六蓬船由盛而衰之后，潮汕疍家，几乎难再觅迹。在近现代，虽有个别地方仍有疍人居留，但已是从别地迁入的。如饶平柘林海洋渔民新村的疍家，就是在清朝时从广州地区迁来的疍家后裔，至今仍操广府话。而潮汕原有的疍家，或他徙，或被同化，基本已不存在。但查证潮汕各地，以疍家命名的乡村尚有不少。如潮阳的疍家宫、疍家岐，揭阳的疍家山，汕头市金园区的疍家园，以及今属梅县地区的丰顺疍家湾等等，我们还可以推见当年疍家分布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