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的潮汕·第三章文明初曙·第二节

　　　　　　　黄挺 [《潮汕史》]


第二节浮滨文化 

一、 新石器时代潮汕的古人类活动 

　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活动遗址，在潮汕有较多的发现。 
离海稍远的丘陵地带，在韩江、椿江、练江、龙江这些江河的上游或者小文流附近的小山岗上，分布着有别于贝丘遗址的另外一些居住营地。这些营地一般建立在距离河面10—30米的山顶的平台或凹地上，周围有更高的山峰围绕着，向阳而避风。在一些河谷和小盆地，营地分布比较集中，形成颇具规模的聚居区。 
例如，在练江支流金溪河中游，方圆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此区的原始居民至少建立了10个营地。其中，葫芦山、走水岭、粪箕山、九斗尾山、左宣恭山等遗址，已由考古工作者做了调查、发掘和报道。报道说： 
可以初步断定，这些遗址的居民已经转入比较定居的生活。石斧、石锛、石镞、石网坠的出现，说明他们当时的经济生活除了捕鱼、狩猎外，还有农业。从石斧、石锛数量之多，可知农业还是比较主要的；陶纺轮的出现，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纺织。① 

①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阳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 
转载陈历明编：《潮汕考古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 
55页。 

　　从金溪河中游遗址的地层发掘和遗物发现推断，潮汕地区的原住民们在这些营地生活了相当漫长的岁月，从狩猎、采集过度到半农耕社会。营地中有用竹子和茅草搭起来的遮风蔽雨的棚寮，有制陶用的小型窑穴，居民们利用营地附近的瓷土和柴草，烧制陶器。金溪河就从营地前面流过。河谷的开阔处，河水潴泱在低洼地段，成为小沼。河流附近有些台地已经开垦，种植起山芋、薯类和旱稻；在能够引水的低地和池沼近岸处，也点种下适合水耕的原始稻种，呈现着一派农耕文化景观。 
　　从总的情况看，这一时期潮汕地区的考古文化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与陈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差别。原因可能是，此区和浙闽、珠江口之间，沿海交通开始发展起来。交通的发展带来了此区和东南沿海原始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它的考古文化接受了来自北方和东北相邻地域考古文化的影响。石器和陶器风格方面的某些雷同，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 
也许揭阳埔田宝山岽考古遗址的例子，最适合用来证明这一点。宝山岽海拔70米，南坡地势较平坦，范围约10000平方米，前濒河谷，后倚群山，很适合早期人类定居，文化堆积相当丰富。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红色夹沙陶鼎、釜、罐等炊器和红褐色泥质软陶豆、盘等食具。夹沙硬陶多为直口或敞口，高颈矮圈足，鼎足除方形及圆柱形外，还有较少见的丁字形足。①在分布于粤北和赣江流域的“石峡·樊城堆文化”遗址中，也可以见到同类器物，足见这一时期潮汕地区与粤北和赣江流域的原始文化已经开始交流。 
新石器时代晚期，此区有两种器形很特别的陶器，十分惹人注目。 

① 张宗仪主编：《揭阳文物志》第7。8页。 


　　一种是蛇形壶。在揭阳文物普查中。曾经在黄岐山、地都华美、埔田马头岽等处发现—些较为特殊的遗存，这些遗址中都清理出现在被称为“蛇形壶”的陶器。这种陶器一般为橙 
黄色或橙红色，器身环形，壶口高颈外敞，处存器皿的一侧。整个器皿就像盘身昂首的蛇形。目前，在广东其他地方还没有发现这类蛇形壶。考古学家推测说，这种蛇形壶，可能是具有土著特色之器皿，或许与粤东当时以蛇为图腾之土著民族的原始文化有关。① 
另一种是鸡形壶。此地很多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都有鸡形壶出土，其中以普宁后山文化遗址所出最为典型。 
后山位于普宁池尾塘塔埔村，是南阳山系余脉的一座小山丘，高约35米，东北坡较陡，东南坡平缓，前有农耕沃土，后有山林之利。西南方原来有一条豌蜒南流小河道，现在已经废弃，被改作农田。 

①邱立诚、曾骐：《对榕江流域先秦考古的几点认识》，载《汕头史 
志》1996年第1期。 


　　后山遗址坐落在东南坡。在这里一共清理了10座同一时期的墓葬。随葬物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出土的陶器有20件，以泥质灰陶为主，手制，器形有罐、鸡形壶、钵、杯、豆、盂等。 
鸡形壶是后山文化遗存的典型器物。在后山遗址发掘和采集的鸡形壶一共有7件。鸡形壶的上部一侧有带流的壶口，另一侧是盂嘴，翘起呈鸡尾状，两者之间有扁桥形提梁，圜凹底，从肩腹到底部饰方格纹。 
这种鸡形壶，除了在后山遗址发现之外，还见于普宁大坪凹上塘、揭阳仙桥粮所后及戏院后、揭阳玉湖关爷石、硕和老鼠山、云路中夏和曲溪五堆，五华、龙川、南澳、饶平、和平、深圳也零星出土。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在饶平与浮滨文化遗物一起采集到的一件鸡形壶。这件鸡形壶腹部除了刻印方格纹外，还有数颗“乳丁”纹。“乳丁”纹常见于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釉陶尊，这种纹饰在鸡形壶上出现，证明了后山遗址与浮滨文化有“亲缘”关系。可以证明这种亲缘关系的器物还有陶豆。后山遗址出土的陶豆，盘壁较宜，折腹，圈足宽大，从形状看与浮滨文化的折腹豆颇为相似。但两地陶豆的胎质、施釉情况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由此可以判断，后山遗存鸡形壶的圜凹底风格以及豆类的折腹特点，为浮滨文化中同类器物所继承。后山遗存代表着浮滨文化之前出现在潮汕地区的一种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类型，它显示出此地区考古文化正从新石器晚期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考古学家把它称作后山类型。 
　　另一个引起我们兴超的现象是，在前一时期，陈桥人所属的“大岔坑·富国墩文化”，与位于这个文化东北面的河姆渡文化，文化内涵有很大不同。而在与陈桥文化同时的河姆渡第三期文化，遗存中有一种叫做“垂囊盉”的器物，却被考古学家指认为鸡形壶的祖型。另外，在上海马桥、浙江江山肩弄头、福建光泽扬山等考古遗址中出土的鸭形壶，也与鸡形壶有密切关系。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潮汕地区已经接受来自东北的河姆渡文化的影响。① 
后山遗址采集到的生产工具都是石器，石镞、石杵、磨制的梯形锛和打制的水晶石器，还有一种前所未见的器物——刻槽磋磨器。磋磨器和石杵都属于谷物加工工具。 
　　金溪河遗址和后山遗址的考古发现都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在潮汕地区的古人类，已经进入农耕社会，他们的生活方式与陈桥人相比，发生较大的变化，而与相邻地区在文化上有了更多的一致性。 

①邱立诚、曾骐：《对格江流域先秦考古的几点认识》，载《汕头史 
志》1996年第1期。 


二、 浮滨文化的发现 

浮滨文化的发现 
　　浮滨文化遗物的发现，始于麦兆汉(Fr·R·Maglioni)在海陆丰的采集。20世纪50—60年代，粤东和闽南的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同一类遗物。但是，这些遗物一直没有被区分为一个独立的考古文化形态。 
到1974年，饶平县浮滨区桥头乡在塔仔金山、联饶区深涂乡在顶大埔山分别发现了一批石器、陶器。接着，广东省博物馆和饶平县文化局共同发掘了浮滨文化遗址，清理了古代墓葬21座，并根据发掘结果撰写《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在《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上发表。报告者敏锐地发觉，自己发现了一个具有地方特点的新的考古文化类型，《发掘简报》说： 
　　饶平这些古墓葬及其遗物所反映的文化，与江西吴城及中原地区的商代文化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一定的差异、具有鲜明的独特风格。① 
　　此后20多年里，考古工作者又在潮汕地区发现和发掘了几十处同一文化形态的遗址。 
众多浮滨文化遗址被发现和众多浮滨文化遗物出土之后，引起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研究兴趣。经过20多年的热烈又深人的探讨，现在学者们对浮滨文化遗址的年代和文化性 

①广东省博物馆、饶平县文化局·《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转载 
《潮汕考古文集》第89页。 

质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① 
到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才把这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定名为“浮滨文化”。他们指出： 
目前，考古学界已取得共识，确认浮滨文化是指分布于粤东、闽南区域内的一处以长颈大口尊、圈足豆、带流壶等釉陶器与直内戈、三角矛、凹刃镑等石器和少数几种青铜工具兵器为基本组合的考古学文化。是南方地区中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早期青铜文化。② 

浮滨文化的年代和分布地域 
　浮滨文化遗址的年代，稍后于后山文化遗址，距今约3400—2900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② 
从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看，浮滨文化遗存主要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等四个流域。刚好与现代闽南语系 

①近10余年来，关于浮滨文化研究最重要的论文有：a．邱立诚： 
《略谈粤东“浮滨类型”文化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广东省博馆刊》第1辑，1988年。b．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潮学》第3辑，1994年；又载《饶宗颐潮州地方史论集》策76页。c．邱立诚、曾骐：《论浮滨文化》，《潮学研究》第6辑，1997年。d．曾骐、邱立诚：《潮汕与浮滨文化》，《文史知识》1997年第9期。 
②邱立诚、曾骐：《论浮滨文化》，载《潮学研究》第6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篇文章是对几十年来浮滨文化考古工作和现论探讨的最完整的总结。这一节的论述，得益于此文甚多。 
③这个区间只是个约数。关于浮滨文化的年代，吴雪彬等：《普宁牛伯公山遗址考古的初步收获》为我们提供了一组经过碳十四测定的具体数据。该文载《潮学研究》第5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图4“浮滨文化”遗址分布图 
1．顶大埔山2．塔仔金山3．仙娇 
4．梅林山5．牛伯公山 
(福老民系)分布的区域相同。在粤东地区，特别是榕江流域有较多的发现。榕江流经的揭阳市境内就有五个遗址群，已发现浮滨文化遗存达33处。 
从已经发掘的文化遗址中可以分析出浮滨文化的主人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状态。 
三、浮滨文化时期的潮汕 
按照饶宗颐教授《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一文的看法，我们倾向于把浮滨文化所覆盖的区域视为一个小方国。在这一历史阶段，潮汕地区除了继续保持着同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交流之外，在交通方面由于汀江—赣江干道的打通，通过江西为中介，同中原商周文化开始有所接触。饶平顶大埔山出土的青铜戈，就是这种接触的物证。此区开始进入青铜文化时代。 

经济形态 
浮滨文化时期，潮汕地区的原住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基本上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同。但滨海地带和江河中上游以及支流两岸河谷盆地的开发面积比新石器时代晚期扩大了。大型陶器和酒器的出现，说明了粮食生产已经有较大的规模，农耕文化景观越发突出。迁移式的耕作方法，在已开发地区造成一些废弃的居址和耕地，并在若干个雨季之后，滋育出次生的丰草长林。植被没有破坏。 
这一阶段的经济形态，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注意： 
一、浮滨人已经踏进了青铜文明的门槛。许多浮滨文化期的墓葬，都出上了青铜武器和青铜工具。在福建南安大盈寨山甚至有成批青铜器发现，包括有戈5件，戚1件，匕首2件，矛2件，有段锛2件和铃8件。①有些遗址还发现浮滨人冶炼铸造青铜器的迹象。但是，这一阶段，此地区的青铜文化并不发达。已发现的遗址中，石器仍然在生活和生产中大量使用。② 
二、浮滨人的制陶技术很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浮滨人能够制作大型的陶器，如大口尊，饶平浮滨、联饶出土的大口尊一共有33件，其中最大的一件口径35．5厘米，高达67厘米。另一方面，浮滨人已经掌握了施釉技术，能够生产施釉陶器。浮滨 

①《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考古》1977年第3期。 
②潮汕地区浮滨文化遗址，只有饶平联饶顶大埔山采集到1件青铜 
戈，见《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所载《广东饶平县古墓发掘简报》 
报告；又揭阳云路梅林山墓葬区出土一块青铜容器的碎片，器形 
不明，见《揭阳文物志》第22页。 

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大多施以酱黄色或者酱黑色釉，特别是小件器皿，如陶豆、陶壶等， 
通体内外施釉，透明润泽，其他文化遗址十分少见。① 
三、浮滨人继承了在他们之先生活在潮汕地区的原始人类的航海传统，发展了海上交 
通和贸易。目前在环珠江口地区发现一些浮滨文化遗物，如深圳追树岭发现的圈足陶壶， 
香港大屿山蟹地湾出土的釉陶豆，香港赤腊角过路湾出土的 

图5“浮滨文化”典型 
陶豆，珠海淇澳岛出土的釉陶器物大口尊 豆残片和中山翠亨出土的圈足壶，应该就是通过海路从浮滨文化区输入的。② 

社会形态 
已经发现或发掘的浮滨文化遗存，基本上坐落在靠河流不远的小山丘。可以分生活遗址和墓葬区两类。墓葬区都在半山腰以上，生活遗址则在山势稍平缓的台地上，与墓葬区分开，并且有一定的距离。 
浮滨文化所处的社会形态，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有 

①朱非素《粤闽地区浮滨类型遗存的发现和探索》，见《潮汕考古 
论集》第158页。又，《揭阳文物志》第21页“梅林山遗址”。 
⑦邱立诚：《从文物考古资料探索潮汕地区的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载《潮学研究》第2辑。 


很多不同： 
一、在男性浮滨人的墓葬中，随葬品一般都带有武器。在饶平，有三分之一的墓随葬石戈或石矛。21座墓葬中，出土了33件石戈和7件石矛，占石器总数的29％。①这种情况反映了浮滨人的社会，有一种尚武的习俗。这或者可以说明，当时的各个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较为频繁地发生。 
二、浮滨文化遗址的墓葬形式，按照墓穴的大小，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有台的大墓，即墓穴四周有一个平台，中间是棺木；另外一种仅仅有长方形的墓穴。随葬品的多少，与墓穴的大小基本上成正比。一般是在一个墓地里，大型墓居于中心，殉葬品较多，中小型墓围绕大型墓，分布周围，殉葬品少。②这种墓葬形态反映浮滨人已经进人了等级社会，血缘纽带已被破坏，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集团，其埋葬形式是以权力、等级、富裕程度的差异为基础的。 
三、在揭阳的浮滨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石质牙璋。牙璋是 
图6牙璋 

①朱非素：《粤闽地区浮滨类型遗存的发现和探索》，见《潮汕考古 
论集》第161页。 
② 邱立诚、曾骐：《论浮滨文化》．见《潮学研究》第6辑。 

礼器，用于向上帝和祖先神明告成功，有着权杖的作用。这种礼器的出现，也说明浮滨人的社会中显然有了等级的差别。① 

文化形态 
从文化形态看，青铜器和施釉陶的制作，都说明浮滨人已经进人了文明社会阶段。 
浮滨人进入文明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刻画符号的出现。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近30种刻画符号，它们多刻画于器物的肩腹部及豆把上。③目前所见的这些刻画符号一般都是单个存在，很难确认它们就是文字。但是，使用符号这一行为本身，也足以说明浮滨文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在这多种的刻画符号里，有一个“王”字，一共出现过4次，很为学者们所注意。饶宗颐先生认为，这个符号的出现，“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⑦如果这种猜想成立，那么，国家的出现，更能够说明浮滨人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文明阶段。 
浮滨人的社会进入了文明阶段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牙璋一类礼器的出现。 
1975年，揭阳仙桥山前村在修建小学时出土了2件用砂质板岩磨制而成的石璋。一件灰黑色，长25．5厘米，顶端凹刃丫 

①饶宗颐：《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潮学》总第2期； 
又载《饶宗颐潮州地方史论集》第84页。曾骐等：《仙桥石璋： 
兼论先秦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汕头史志》1996年第4期。 
②关于这些刻画符号的研究，参见a．邱立诚、曾骐：《论浮滨文 
化》，b．＜潮汕考古文集》第86页“陶器上的刻画符号”表，和 
邱立诚：《简谈广东饶平发现的刻画陶文》，c．饶宗颐：《从浮滨遗 
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 
③饶宗颐：《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 

分，刃口宽6．2厘米，厚1厘米，下端有阑；另一件浅灰色，长27．9厘米，顶端凹刃宽5．6厘米，厚1厘米，无阑，在距下端7．5厘米处有圆形穿孔。① 
饶宗颐先生对这2件牙璋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在“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国际研讨会”的开幕演讲中，向与会的学者们介绍了其中无阑有穿孔的一件。⑦ 

四、浮滨文化的性质 
浮滨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往 
牙璋在中国境内以及越南北部有广泛的分布，它或者可以说明一种源自中原的“礼”文化，商周之际已经在相当广阔的地区传播开来。揭阳出土了牙璋，是浮滨文化与中原文化发生交往的例证。这种交往如何进行，我们还不能确凿地了解。但是，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③ 
近20多年潮汕的考古发现，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原商文化对得滨文化的影响，是以江西吴城文化为中介而实现的。除去牙璋不谈，青铜戈、大口尊、釉陶这类遗物在形态上的接近，和众多相同的刻画符号，都反映吴城文化与浮滨文化之间关系的密切。 
但是在交往过程中，中原商文化因素显然已经融合于南方土 

①有关达两件石璋，《揭阳文物志》只在“文物工作大事记”里简单 
提到。这里的描述，根据曾骐等：《仙桥石璋：兼论先秦中原文化 
对岭南的影响》一文。 
②饶宗颐：《由牙璋分布论古史地域扩张问题》。 
③《仙桥石璋：兼论先秦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一文有“石璋之 
路”的提法，但是，并没有清楚说明这种礼器的传播路线。现在 
的出土材料，还不能证明石璋也是通过江西传播到本地区。 

著文化，发生变异。浮滨文化仍然是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是南方地区众多青铜文化中的一种。 

浮滨文化与“七闽”的关系 
饶宗颐教授说：“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他所讲的越族，指的是当时生活在南方地区的百越民族。 
宋时，欧阳忞曾经说过： 
潮州，春秋为七闽地，战国为越人所居。⑦ 
从潮汕地区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存看，春秋战国时期遗存的文化形态比较一致，与南越族基本相同(详后)。《舆地广记》的说法是有点问题。 
但如果将潮州“为七闽地”的时间前推到西周，与浮滨文化联系起来，倒是近于事实。 
“七闽；这个词，最早是在《周礼》里面出现的，汉化大儒郑玄认为“七闽”是7个臣服周朝的闽邦国。他引用《国语·郑语》“闽芈，蛮矣”这句话来作注解。芈是楚国姓，郑玄认为，闽和楚是南方蛮族的2个支派。江西在商周属楚地，从吴城文化和浮滨文化的关系来看《国语》“闽芈，蛮矣”这句话，是蛮有意思的，它给我们启示：浮滨人所建立的王国，可能就是古文献所说的“七闽”邦国之一。 
闽、芈(楚)、越是一种区别的讲法，笼统而言，都可以唤做蛮或者百越。看来，浮滨人是当时杂处在南方地区众多百越种姓的一种，浮滨人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① 欧阳忞：《舆地厂记》卷三广五“广南东路“潮州” 


不过，虽然浮滨文化遗存的分布，同现代使用闽南语的福老民系的分布区域相当一致，仅我们还是不能够确认，浮滨人和现代潮汕人在血缘和文化上有多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