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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粤东情怀：王兰若的绘画世界（一）
李伟铭 王璜生
近代以来，在广东省粤东地区这片地狭人多的土地上，涌现了大批优秀的艺术家。从美术方面来看，像其他区域一样，粤东地区也存在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并存、互为消长的格局；但是，就某种艺术渊源而言，粤东美术特别是绘画，与闽、浙、沪的关系尤为密切。那些活跃的潮籍商人，不仅为这块土地创造了大量就业的机会，也为这块土地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和不少闽、浙、沪画家的作品。特别是扬州画派和海派的作品，通过那些追慕风雅的商人之手，源源不断地流入粤东地区。在富商巨宅的厅堂上，不难看到海上名家任伯年的手笔；而闽籍画家黄瘿瓢的画风，更是深入民间，成为那些绘画宗祠巨宅壁画的画工世代相传的范本。潮商的活动，既有效地沟通了这个被称之为"海滨邹鲁"的地区与外界密切的联系，同时也为本地学子在知识的深造方面铺砌了一条曲径通幽的道路--通过商行戚友的关系，到外地求学甚至到国外留学，成了潮籍学人50年代以前获得延续教育最重要的方式。例如，仅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25周年纪念一览》为证，记载在册的粤东籍毕业生即达66人，在校生29人（联系地址多为商行铺号）。这些人学成以后，除了少数留在外地工作，大部分返回原籍，为推动粤东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和美术创作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代粤东美术的历史、风格特征和文化内涵，无疑与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关注这一现象并从区域文化史研究的角度给以清晰的描述与解释，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课题。在这里，笔者拟借广东美术馆筹办粤东画家王兰若画展的机会，从一个侧面，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索。
一 王兰若（1911~）出生于潮汕揭阳塘边乡一个名叫"书斋围"的地方。曾高祖秉之公以降，业儒或行医，以诗礼之教衣被乡里；"书斋围"者，即高祖毅庵公建"笔图斋"、曾祖毓纲公建"爱绿堂"、祖父元斋公建"仰韩书屋"--祖孙三代，建斋延师教育乡人，故名。
少年时代，王兰若置身其中的诗书氛围，既培养了他酷爱读书的兴趣；祖上流传下来并经常被轮换在父亲的书斋中张挂的董其昌、王拱、王石谷、黄璧、杨修、曾习经、任伯年等人的卷轴书画，则给他留下了对传统绘画历久不衰的印象。20年代初开始，王兰若先是课余从乡贤林芙初先生习画，临摹《芥子园画谱》，继之又求学于桃山深秀先生和孙裴谷（1892～1945）。孙裴谷，当年粤东地区最享盛誉的中国画家，王兰若这一辈的潮汕画家如刘昌潮、罗铭、邱及、孙文斌，大都出自孙氏门下。孙先生原籍揭阳，民国初年赴新加坡，在那里创办了华侨美术学院，20年代初期归国，在故乡和汕头等地执教，后来，又赴上海，与沪上名家王震、谢公展、张善子、潘天寿、王个、诸闻韵等订交，30年代初，设"谷园画室"于汕头，同时主持"艺涛画社"，亲自策划了《岭东名画集》的出版。除了绘画，孙裴谷还精通诗词篆刻，他的极为传神的写实笔法，尤其是不即不离的水墨线条风格，给王兰若等莘莘学子确立了明确的范例。孙氏与当代名家建立的广泛的联系，显然也正是王兰若获得潮属以外艺术信息最重要的来源。
1933年，王兰若由孙裴谷介绍，赴上海拜会诸闻韵，然后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深造;为了节省学费,次年转学收费较廉的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935年，又返回上海美专，并以优异成绩，成为上海美专国画系第16届的毕业生。在当年的毕业纪念册中，我们可以读到诸乐三先生下述评语："兰若颖悟轶群，作画天机自得，来沪上访道，艺益精进，书画而外，尤工篆刻，锲而不舍，好之弥笃，循序以进，妙境地跻。"据说，当时王兰若已被决定留校任教，但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上有老父，下有幼子，老父迭电催促，不得已，在与美专同学陈镇庭于上海文庙举办"中天国画展览"以后，只好掇拾行李回乡，担当起养家口的重担。--当年他有一件作品，题为《系累》，画一只在竹林中被绳索绑住脚的公鸡，正在苦苦挣扎。无可奈何的心境，不难想象。
赴上海求学以前，王兰若已在揭阳炮台担任红十字会小学校长兼家乡三峰小学校长，毕业回乡那一年，被聘为汕头友联中学、省立金山中学、东方艺术学院以及瀛寰艺术学校美术教员，从此开始了他在潮汕地区漫长的美术教育生涯和创作生涯，揭阳、澄海、普宁、汕头各地，都留下了他艺火薪传的足迹。抗战结束第三年，曾赴南洋旅行写生，当年夏天，于曼谷邂逅关山月，乃与关氏联合举办"救荒画展"；秋天，与关氏转赴新加波，由星洲华人美术协会主办"关王画展"。在南洋期间，王兰若广泛地接触了当地的美术界同人，其中包括原来上海美专的不少同学，后来又在槟榔屿和吉隆坡举行画展。王兰若的绘画在南洋地区华侨中至今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显然是与当年的南洋之行分不开的。1948年春从星洲归国后，他仍在普宁、汕头等地执教。50年代初期，担任汕头省立华侨中学美术教员和汕头市中等学校美术教学研究组组长，承担了汕头中等学校美术教材的编写工作。1951年，曾主持兴宁、梅县和潮汕各县美术教学示范讲座。
正像现代中国不少天真的知识分子一样，50年代，在那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中，王兰若因为直言犯忌而被发送英德矿山监视"劳动改造"。在广东省档案馆中，笔者有幸读到当年来自英德矿山的关于王兰若改造表现的汇报材料：在那些极端负责任的监管者看来，王兰若是一个心甘情愿接受改造的合格的改造者。但在我们看来，王兰若当时所作的诗章如《粤北吟》等，似乎更能反映他其时真实的心境：
孤灯千里梦，岁暮惊客心。此身经百炼，铁杵磨成针。流离经几载，贫病逐日深。泪痕新间旧， 真理苦追寻。是非那堪问，风霜故相侵。生涯垂垂尽，明月照寒襟。（《孤灯》）
脱胎换骨心血尽，皎碧当窗清光寒。知音人在千里外，高山流水向谁弹。（《长相思》） 关于这段生活的记录，除了这些诗章和前述监管部门的汇报材料，另外的一点线索是，在80年代末期经王兰若的夫人黄文凤整理的《王兰若美术活动年表》中，有聊记岁月的寥寥数字："'反右'运动后到矿山劳动，体验矿工生活，到1961年，工余写生积速写十余本。"可见，王兰若没有忘记他在生活中的本来角色，他是一个画家，他活着就无法放下自己的画笔。于是，离开矿山之后，在他52岁那一年，他便有了《矿山早晨》的创作入选"汕头地区老国画家画展"。虽然，经历了50年代这一劫难以后，他已失去了他喜爱的教书职业，但在后来参加汕头工艺美术厂的工作中，他仍然担负起指导学徒的职责，这种职责，甚至被延续到文革期间举家被遣送回乡屈居"天后庙"的生活中--在当年乡人所办的工艺厂中，王兰若以他杰出的才能和耐心，既使乡人在"出口创汇"中获得了效益，同时也使那些具有求知欲的青年，在知识丢荒的时代，学到了最低限度的美术知识和技能。
毫无疑问，教授学生是王兰若漫长的艺术生涯的主要形式，即使是在"反右"和"文革"等非常时期，王氏身处逆境，仍然有不少追随者以跻身王氏门下为自豪。在当今活跃于画坛的潮籍中青年画家中，如方楚雄、如林勇逊、如林永年……究竟有多少人曾经直接或间接受到来自王氏的教诲和影响，迄今还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但是可以肯定，来自学生们的理解与爱戴，是使王兰若在令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存意志的主要动力。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他的夫人黄文凤那里，王兰若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始终获得了无微不至的理解和支持，在逆境中，黄文凤为此作出的巨大牺牲，也许只有他们的子女和王兰若自己才能真正估计这种深情厚意的分量。王兰若的人格和他的艺术，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反复的磨炼与升华。在70岁那一年，王兰若出任汕头画院副院长，同年被选为广东省文代会代表和美协广东分会理事，又应文化部邀请到北京藻鉴堂作画。他的辉煌的晚年，应该说是从这一年才正式开始的。但耐人寻味的是，1979年，有关部门准备为将王兰若推向人生的炼狱的"右派"冤案平反时，在素以人事管理工作严密著称的档案部门的卷宗中，竟然找不到有关王氏被划定"右派"的裁定材料；于是，所谓"平反"，变成了虚席而造的闹剧。王兰若一生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否本来就是阴差阳错的冤案中的冤案呢？这个问题，恐怕只能留给下一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去回答了--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最好能
够读一读廖冰兄1994年所作的一幅漫画，这幅漫画的题称借用一个成语，叫《立地成佛》。
二 早在1921年，粤东青年画家陈幼南、李道生、杜汉章已在汕头发起成立"岭东美术会"，刊行《美术杂志》，积极推介现代美术思潮和现代美术教育思想。我们注意到，陈幼南在当年发表的《潮汕近来美术况》中写道：
我初到潮州的时候，看见西洋画的作品是寥若晨星，要寻几个研究西洋画的人实在是同海底摸针一样。民国二三年的时光，渐渐有擦笔木炭相出现了。那时能画木炭像的人，他自视同奇货可居一样，他要画相的时候，就关起门来，很守秘密的，不准人家看见，所以人家要知他如何画法，是很困难的。
到民国六年，能画木炭相的，是渐多了。并且街路上发现很多招生教授木炭相的广告了，我看他广告里的章程，什么要15天毕业的，学费80元！20天毕业的，学费60元！把他说起来，画木炭相是很容易的，简单说一句，若是学生子能够缴200元学费，几乎可以二点钟毕业了。当时有好多急功务速的人，莫不上他的当。这时可说是木炭相最盛的时代。
后来李道生君、方思藻君、温维伦君、方思连君，及同人等渐次毕业了，竭力提倡独创写生。本来拟在汕头组织一个美术学校的；但是恐怕人才不足，所以有的到法国的美术大学留学去，有的预科到东京帝国美术大学去，有的往上海创办美术事业，有的在潮州当教员，积极筹备，希望不多时，潮州未来完满的美术学校可以出世。
潮汕各学校的图画科，现在颇有改革了，办学的也渐注意了。我到各学校里头去参观，看他陈列的图画如水彩呀、铅笔画呀、图案画呀，通通是陈列得很多。惟是我还有一句话，要奉告学校中的图画教员，就是我们应当使学子发展个性的本能，切勿用奴隶的教育法来埋没他的聪颖。什么是埋没他的聪颖呢？临摹范本的教授法，是最下的教法，是养成学子的依赖性。汝们还是缺乏一点研究写生吧！因为天地万物，形形色色，皆是我们的画稿，我们能够摹仿天然的画稿，那就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了，这样师法造化，比较临写他人的稿子，岂不是高尚得多吗？
细察潮汕的美术，渐要发达了，什么美术呀，研究会呀，次第出世了。他提倡美术的声浪，一天高一天。学校中也常开起图画的展览会。最近还有广州旅汕女子学校，开一个图画展览会，当时我因公远出，不能去参观，是很可惜的；闻友人说，他的成绩是很好。到底如何好法，我没有看过，我就不敢批评了。
…………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寄信给我，他说今年潮 州的人，往北方学美术的，约有几十人。从前我们在上 海的时光，潮州人研究美术的单有二三人。比较起来，现在多有五倍了。
此可证明潮州的美术较之从前，亦有进步五倍了。
如陈文所示，20年代初年，粤东地区传统的画学观念和画学授受模式，已受到西学强有力的挑战；主张采纳现代美术教授法，以面向自然写生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案头临仿，至少在陈幼南一类青年艺术家那里，已被视为潮汕美术的希望之所在。如果说，现代美术教育制度较之传统师徒制有什么好处的话，除了后者能够更有效地创造追求知识的氛围外，那就是使古人所说的"转益多师"制度化。更重要的是，现代展览会制度的引进，可能更直接地激活美术创作的竞争机制，对美术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评价，再也不是囿于一隅的自我满足，而是公共文化生活中共同关心的话题。王兰若艺术启蒙时代所处的这种情境，无疑有效地丰富了他的艺术视野，进而提高了他追求知识的欲望。
在沪求学期间，王氏通过沪、宁、杭三地的地缘关系，广泛地接触了这里几乎所有著名的画家如黄宾虹、刘海粟、王远勃、谢公展、诸闻韵、诸乐三、潘天寿、王个、张书旗等等。
据说，在新华艺专的时候，他通过诸闻韵先生的介绍，结识了澄海籍的学生陈镇庭，因此而经常结伴到诸先生家中作画。后来，曾借携带沪上白社画家作品交潘天寿先生在杭展出的机会，在杭州旅行写生期间，住进了潘先生家中，由此而获得潘先生和他的朋友张书旗先生的耳提面授。刘海粟校长爱护学生的良苦用心和谢公展豪放洒脱的风格，特别是诸闻韵先生的"好人"形象，给王兰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今年6月，笔者专访王先生，先生流利地朗诵了他在1935年到南京探访正在陈立夫秘书任上的诸先生的时候，诸先生书赠他的诗句："艺苑感离落，惭为郑广文。十年禁海日，惜别怅江云。兰蕙终同臭，骅骝自不群。故余宁久滞，旗鼓合张军。"当时王兰若曾向诸先生表明想留学日本之意，诸先生赠诗当然并非无病呻吟，诸先生的早逝，与其凿枘不符的位置和所处复杂环境在心理上造成的压力，显然有直接联系。对此，王兰若至今仍然为之扼腕。
因此，在王兰若汲纳海派经验的作品中，能够看到诸闻韵画风的影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特别是王氏的兰、竹题材类作品--虽然王氏将画兰的心得归之于普宁铁岭观兰和苏东坡《与子由论书》所谓"刚健含婀娜，端庄杂流利"的启发，"画兰为之一变"，但毫无疑问，就其风格渊源而言，他的清逸、优雅的线条风格，完全可以说主要胎息于诸氏。其实，在民初海上画家以援引金石碑版笔法为时髦的情境中，像诸氏一样倾向于从流畅、飘逸的帖札行书中寻求启发者，并不多见。诚如郭笃士指出，王兰若"幼承家训，工于书法，最早从柳公权、欧阳询入手。进入美专以后，悉心陶冶自己，既有岳武穆的健劲，又有徐青藤的潇洒。花甲过后，则神似文衡山、祝允明两家"。在书法训练上，王兰若所走的并非金石碑版的路径。在他的绘画中，我们甚至不难发现，王兰若并非谨守笔走中锋的古训，在他的个人风格中体现的轻灵、清逸的特质，有时往往是通过笔走偏锋的线条得以强调的。由于不享永年，诸闻韵先生或许难称现代绘画史中的大家，但是，他的流畅、自然的线条风格，无论如何在民国年间人才济济的海上画家中，占有无可代替的位置。王兰若对诸先生品格的怀念，当然应该包括他对诸先生艺术的认同感在内。这种认同感表现在王兰若的笔墨中，也许不是刻意的摹仿；但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王兰若正是通过书斋围、通过林芙初、继而通过孙裴谷和诸闻韵等知识和趣味承传的"驿站"，步进了海派和传统绘画的堂奥，并在长期的中西绘画知识和艺术趣味的融会贯通中，达到了自我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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