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叱咤风云的一生——论明代军事家翁万达（下）
黄赞发 [海内外名人网]


五、 谋国靖邦的真知灼见 
作为一代重要军事家，翁万达的确有其过人的军事才华，或者说，有其较具科学的进步军事思想。由于他“片言每系当世之安危，决庙堂之得失，断袍泽之功过，定旦夕之祸福”[28]，所以，他当年“每一疏入，上辄抚几听之。”[29]明世宗对这位军事家的倚重之情，的确是无以过之了。披阅他那大量的论，说、序、记、书、铭、传、碑、表以及祭文，足以了解其心雄万夫的政治抱负和军事思想。而从占其遗著半数以上的疏与议，更可窥见其谋国靖邦、抚夷制虏的真知灼见。综而述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曰严边备。翁万达认为，只有“饬边备，整军实，才能“御强暴而绝觊觎”[30]，所以，一再提醒部下：“彼者来亦备，不来亦备”[31]，“遇夜及天阴之时，尤须戒严”。[32]他“谨侦候，明赏罚”，一发觉擅离哨位者，“归辄缚”，因而没有敢“离次者”[33]。他在《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疏》中，对如何“饬边备，整军实”提出了八大措施：谨防秋、并兵力、重责成、量征调、实边堡、明出塞、计供亿、省财用等。根据他的筹划，每防秋，都严格按布防计划分布兵力，严申号令。他提出“重责成”，明确规定了岗位职责：总兵官不许择地拥兵自卫，务要往来调度，注重经常操练，振扬兵威，防秋之兵，步军登城住宿，日夜巡防，马军挨墙列营，联络声势。如果由于疏于防守，以致敌兵侵入，则要查明地界，追究责任，按失陷城堡之律治罪；如果遇敌自分彼此，观望、推避，不立即赴援，那么，不论主兵还是客兵，一律治罪，对军队的给养问题，他也一直当作大事亲抓亲为，并在边关实行军屯制度，所谓“塞下兵即塞下人”。如大同修边墙时，围进原敌占区四万余顷，即分给各边堡耕作。他还注意到武器的配备问题。在《置造火器疏》中，他对各种火炮的性能、数量说得十分清楚，并指出这是“夷狄所绝无，亦其所骇慑者”，要求工部速增拨铅铁、硝磺，以供其尽快督造。 
在上述八大措施中，“并兵力”一项，更独具灼见。他认为大同与偏头关一带外边城为山西藩篱，山西宁雁一带八百里内边城在大同之南。大同有备，则山西可保无虞；大同失守，则山西内边数万弱兵又奈强虏何?所以力主撤去内边之兵，合力以守大同。这既省费节劳，又能聚全力以守要塞。他的这一策略，得到山西巡抚扬守谦等的支持，也已得到皇上的“嘉纳”。但是，新任山西巡抚孙继鲁“未尝入境”，即大唱反调，说什么“重关为可恃，人心为可安”[34]，并以私信相恫吓，使山西将领意存观望，举棋不定，几误边计。翁万达为此两次上疏，力主原议。他引证了守边的实践经验，说明数年来因“大同幸不溃防，山西始有宁宇”[35]的道理，明确指出守大同，也就是守山西，而兼设内边，则只有疲师糜饷。孙继鲁也上疏抗争，并声言不彻原议，则“罢臣无误边事”。这就激怒了明世宗。责其“腾私书，引往事，议君上”[36]，逮之于狱。不久，继鲁病死狱中。孙继鲁为人耿介，所至以“清节”闻，与翁万达也交谊甚笃，防边事有不同主张，引起争议，这本属正常之事，不料世宗一下子就置之于狱。翁万达不禁深为痛惜，特写了一篇《祭孙松山(按：即孙继鲁)文》，一面表示哀悼之情，一面又对并守大同一事再次表达了“不能苟同于公(指孙继鲁)”的决心。由于翁万达坚持了这一正确主张，使每年减少了六、七万内边戍卒，节省了六、七十万军饷。 
二曰修边城。在整饬边备的过程中，翁万达特别重视边城的修筑。他说：“山川之险，险与虞共也；垣堑之险，险为我专也”；“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堑，则寡可敌众，弱可制强”[37]。在他的努力下，前后两次修边城共千余里。他先奏准修筑大同以东至宣府以西一段二百里。当时预算为二十九万两，限八十七日完成。由于翁万达临财不苟，精于治事，结果节省了九万余两，并以五十一日提前峻工。接着，他再接再厉，又奏准修筑大同以西，宣府以东边城八百里。在修边城的过程中，“万达精心计，眷钩校，墙堞近远，濠堑深广，曲尽其宜”[38]。这样，不但敌人不敢轻易进犯，而且，边城之内，士卒也得以有空暇从事耕牧，从而节省了大量军费。当然，翁万达为此是付出了巨大心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每一构思，鬓发为白。”[39] 
在翁万达看来，有了边城，并不就等于可以高枕无忧。他一再指出：“险而不设，与无险同，墙而不守，与无墙同”；“防秋之兵，所以必带甲而登墙，列营而待敌者”[40]。除了强调要充分利用边城严加防守外，翁万达也很重视边城的保护维修。他说：“遇有墙垣倒塌，壕堑淤浅，即时修补”。他还提出将地界及维修事宜分段刻石，以明各部职守，以求永不淤、塌，从而可望“内外之险全，而中国之势壮也”[41]! 
三曰重优抚。这是翁万达军事思想中最精粹的一个方而。如果说，重优抚这一谋略使得翁万达在军事上获得出奇制胜的主动权，毋宁说，重优抚在政治上带来的历史作用则更是不可低估。尽管这一进步的主张和作法在当年翁万达脑中还是相当模糊的，但它在客观上却无疑有利于民族团结，融合。 
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翁万达始终坚持“重纳降，轻杀伐”。早在他任广西副使，参与对莫登庸的作战中，他就上书兵部尚书毛伯温，说：“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42]并审时度势，提出宜以中策取胜。毛伯温采用了翁万达的计策，传檄安南臣民，怵以“天朝兵威”，使莫登庸震惧，遣使到翁万达处哀词乞降。毛伯温“纳其图籍”，报准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并以莫登庸为都统使，正所谓“不发一矢而安南定”[43]。 
在宣、大总督任上，翁万达更针对以往“首功赏重，招来赏轻”，以至敌方归降的人也常常被杀以邀功，使想归附的北人，“南望号泣不敢近塞”[44]的情况，提出了“严杀降禁、违辄抵死”的禁令，并颁布了“招降赏格”，以至“得降人抚之如所亲” [45]。从而，益知敌情。当时，唐荆川即对此大加颂扬，诗赠翁万达：“得一胡儿如爱子”，并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边关上胡汉相安的情景：“边人大半能胡话，胡骑年来亦汉装。” 
当时陕西总督曾铣谋复河套，丞相夏言主其谋，世宗溺其说，万达毅然上疏力争。他详尽地分析了河套的历史，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深刻地指出，套地落入敌手，已四十多年，胡人据以为家，不离住、牧，当不轻易放弃；而我方塞下喘息未定，边卒疮痰，虽“有当复之理，而无可乘之机；多必奋之志，而鲜万全之算”，所以不宜“复横挑强寇，以事非常”[46]。同时，修书戒夏言不可轻易发兵。真是知己知彼，深识远虑。但是夏言不听劝阻，终于失事，与曾铣同被诛于西市。为此，时人无不佩服万达之有先见。 
更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对待俺答“求贡”事。正如翁万达所说：“俺答，夷狄之雄者，并西虏，吞海寇”；“又以兵临朵颜，挟宁福”[47]。但对大明，则一直存在畏慑之心。嘉靖二十一年，即遣石天爵“求贡”，但朝议不纳，巡抚龙大有竞诱杀石天爵于市，激怒于胡人，致绝信使五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一来由于内部不和，争夺激烈，二来由于翁万达督边有方，近年南犯，均告失利，三来翁万达修边，城墙已固，所以又屡遣使抵边关“求贡”，边将董宝等又杀来使。对此，翁万达既不放松警惕，强调守边者惟知战守，“贡亦备，不贡亦备，时时戒严，俾无可乘之隙”[48]；又本着民族和解的愿望，在深知俺答“求贡”诚意的情况下，一再上书明世宗，力主纳贡，实行优抚政策。他在《虏中走回人口疏》中痛切地说：“石天爵之事”，“大失夷心，横挑巨衅，臣每痛恨当时边臣失计”，今复通款，即不许，当善相谕，“诱而杀之，此何理也?”提出速诛董宝等人，并出榜于边塞上，示朝廷德意，解俺答蓄怨。可惜明世宗贪功忘义，拒不接纳万达所议，失却抚机，使战事纷起。 
综上所述，翁万达不愧为明代一位难得的良将和统帅，一位重要的军事家。《明史》已对其作过颇为详尽的介绍。其本传长达三千三百三十字(未加标点)，这在《明史》中可说得上首屈一指，可见编史者对其重视的程度。历代史家撰传都是很注意份量的，给予翁万达那么长的篇幅，这并非史家的偏爱，而是其应有的位置。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明史专家未予以任何评介，所有新出版的通史、断代史也无一语涉及。那是令人颇感不公的。现应是好好研究这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了，故书以抛砖引玉。 
注： 
[1]、[30]番禺叶恭绰《稽愆集序》 
[2]潮州翁辉东《唐明二翁诗选·序》 
[3]惠阳翁式亮《稽愆集重辑记》 
[4]、[6]、[15]、[28]、林建翰《先贤翁公万达文献勘版书后》 
[5]、大埔林达泉《请保护名臣翁襄敏公墓书》 
[7]蓬州翁氏族谱(手抄本) 
[8]、[14]、[19]、[26]、[33]、[38]、[42]、[45]、《明史·翁万达传》 
[9]、[12]、明翁玉《思德堂记》 
[10]、《揭阳县志·人物志》 
[11]、[13]、明严嵩撰文，徐阶书丹《梅斋翁公神道碑铭》(见揭阳锡场翁玉慕铭) 
[16]、[27]、明武进薜应旗为徐阶作《翁尚书墓志铭》 
[17]、[25]、明太仓王锡爵《翁襄敏公神道碑》 
[18]、翁辉东按唐荆川《塞下曲赠翁东涯侍郎总制》诗 
[20]、明晋江王慎中《寄翁司马夺情总制易卅》 
[21]、清·顺德冯奉初《翁襄敏东涯集题辞》 
[22]、翁万达《恳乞天恩陈情认罪疏》 
[23]、[24]、明，海阳林熙春《翁襄敏纪略序》 
[29]、明莆阳郑絅《刻东涯书后》 
[31]、[47]、翁万达《答赵总兵东溪书》 
[32]、翁万达《与李吾西书》 
[34]、[35]、翁万达《及时经理边防大计疏》 
[36]武进·孟森《东涯集(郭刻本)序》 
[37] 、[40]、[41]、翁万达《集众论酌时宜以图安边疏》 
[39]、翁万达《与范潘溪书》 
[43]、《明史·毛伯温传》 
[44]、《翁襄敏集·杂录》 
[46]、翁万达《复河套议》 
[48]、翁万达《夷人求贡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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