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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唐宋八贤之一的吴复古（字子野，号远游）生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今年刚好千岁。吴复古以一布衣之士而能跻身前八贤之列，确有其过人之处，故向来备受关注，以至被收进《中国人名大辞典》。承其千岁华诞，聊谈两个有关问题。 蓬洲都与蓬洲城 吴复古是哪里人，多部志书上都有明确记载：“宋揭阳蓬洲人”。近贤也多作如是说，就连《吴复古墓简介》也不例外。但此说有两个问题需作探讨。一是在北宋末年的宣和三年（1121）以前，北宋一直未置揭阳县，整整160年间潮州仅领有海阳、潮阳二县（期间仅在熙宁六年至元丰五年因废梅州而置程乡县短暂隶潮）。而且，据《潮州志》载，从晋代以降，直至隋唐都未置揭阳县。查吴氏谱牒，吴复古的先祖吴延预从福建武平徙居潮州左厢右贤坊，至第四代吴宗统迁住海阳县蓬洲都，于是吴复古遂出生于蓬洲都（吴曾于父亲去世后一度迁住今属揭东县炮台镇的南潮村）。吴复古逝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揭阳县则是1121年才析海阳县的永宁乡、崇义乡和延德乡所属龙溪、蓬洲、鳄浦、江四都复置的，这就是说，吴复古虽享年97，但从出生至去世，都未有揭阳县的建制，何来“宋揭阳人”之说？如果说，宋宣和二年复置揭阳县，蓬洲都析归揭阳，吴也就成为揭阳人，那么，明嘉靖四十二年置澄海县，蓬洲都析归澄海，吴又成为澄海人，近现代设置汕头市，蓬洲都析归汕头市，吴更成为汕头人了。故确切的说法应是“宋海阳县蓬洲都人”，然后注明当代所属。二是蓬洲都并非蓬洲城（即今蓬洲村）。笔者曾请教蔡起贤先生《缶庵论潮文集》中有谓吴复古是“揭阳蓬洲人”，究竟是哪个蓬洲？蔡老不假思索地答曰：就是你的家乡蓬洲村。其实这是个误会。这个误会影响所及还颇为普遍，比如林俊聪先生就曾在他的文章中说：“蓬洲城在蓬洲都。”实际上蓬洲城却是在江都。再如选堂先生的《汕头释名》文中，一落笔就说：“汕头旧称沙汕头，在澄海蓬州（按：应为洲）都。”但众所周知，沙汕头在浦，或曰江都。岛之称，也缘于此。汕头开埠后，还曾属澄海浦司所辖。从文中所述，如说“浦有沙汕之名，始于明翁万达《与姚巡按书》：‘济河跨揭之浦，其地西北距蓬洲所城，为海、揭下流……岸（按翁万达原文为海岸，一作海口）有沙汕头，脊出横激，巨浪滔涌拍天。’”翁万达是江都人，文中浦、济河（即济河）、蓬洲所城都是江都的地名。文中又引刘子兴的一篇碑记说：“豪民某等占据浦之沙汕坪……”可见饶老也误将蓬洲城所在地视为蓬洲都了。当然，沙汕扩展的结果其规模还不止江一都，鳄浦、蓬洲二都也应有之。故可以说，三都是汕头的发祥地。蓬洲城（村）的三都城隍庙多少可觅得这一历史轨迹。 为什么会有上述误解呢？其原因在于蓬洲守御千户所徙址而未更名。明初洪武二年（按：《汕头释名》载为二十年，也误），置守御千户所于厦岭，“以扼商彝出入之冲”，因厦岭（一作夏岭）属蓬洲都，故以蓬洲为名。“二十七年迁所址于西埕村”，西埕属江都，移建后一仍旧称，并未以江易名。三十一年建为石城，依然以蓬洲称之，俗称所城或所内城。有的著述，如《潮汕庙堂》说蓬洲城建于明洪武二年，这是误将蓬洲置守御所时间当为建城时间。蓬洲城于抗日时期和解放初期遭两次拆毁，仅存村落，故称蓬洲村。蓬洲都直到清初还辖有鸥汀等28村，应是大体在今上、下蓬以至外砂一带，与蓬洲城（村）相距颇远；江都则辖有小坑直至浔洄等22村；鳄浦辖有月浦等15村。这三都原同属揭阳延德乡，后同析置澄海县、汕头市。不管如何，北宋有蓬洲都而远未有蓬洲城（村），故吴复古是蓬洲都人而绝非蓬洲村人。 此外，关于蓬洲还是蓬州向来也常见混用，以至时有争议。这也难怪，因为明清志书诗文写法就很不一致，而且不少版本多刻为州，以至有关专家也跟着写为州。但也有早就写为洲的，如翁万达。自从饶宗颐先生主编的《潮州志》问世之后，由于该书多刻为蓬洲，自此即多以洲为是。这有利于有别于州县的州。事实上，当地人士向来也坚持写为洲。还有人认为城应为蓬洲，都应为蓬州，这是只知有其二地之别，而不知无其二名之异。（未完待续）
我们知道，宋代由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就已埋下了积弱的态势，可说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国力最为低下，内忧外患最为突出的朝代。吴复古一生经历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以至徽宗六朝，他看到的是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使他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他淡泊功名，志在云林，清逸成性。京居期间，他虽然早就无意于仕途，却遍交巨卿鸿儒，如韩琦、司马光、苏轼、苏辙、李师中等，都“深相倚重”。大词家天章阁待制李师中少负盛名，人称神童，豪放倨傲，很少服人，对吴复古却十分景仰，曾为题“白云在天，引领何及”。苏轼对他的推许更高：“子昔少年日，气盖闾里侠。自言似剧孟，叩门知缓急”；“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缓己，忘其渴饥”。父亲官翰林侍讲，他本来可以以嫡子身份袭职，却让于庶兄吴慈翁；但他毕竟从小天资聪颖，精通经典，论说谨严，而终以道德文章举孝廉，授皇宫教授。但他又以“孝养”上表辞职。神宗嘉许之下，特赐“远游先生”称号。总之，吴复古为人任侠，先人后己、淡泊功名、尊贤重谊、孝敬父母，这是其为潮人所尊崇的首要原因。 其二、吴复古最可称道的当推与苏轼的深厚情谊。吴父与苏轼本就相知甚笃，苏轼在《与吴子野书》中曾谈及这一情况：“少在册府，尝及接见先侍讲之下风。死生契阔，俯仰一世。”苏轼又从李师中的介绍中了解到吴的为人，故而未及晤面，已诗书往来，神交多年。及后，苏吴数度会晤，苏轼都在诗文中述及。元五年（1090），王涤知潮，倡修韩祠，特请苏轼作碑文。苏轼撰后寄信给王涤，不厌其烦地述说碑样，并郑重地交代说，如万一调任，则交由“吴道士勾当”，说是“子野诚有过人，公能礼之甚善”。同时，另修一函，即《与子野论韩碑书》。函中除谈碑事外，特别提及“云潮人虽小民，亦知礼义，信如子野言”。足证苏轼对吴复古之信服。 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惠州，吴复古往访，一住逾三月。期间曾一道“游逍遥堂，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四年，苏轼再贬琼州，不少老朋友要前往探访，多因故未达，“独子野奋然而至者，可谓勇于义矣”。苏轼还作诗赠之，有句：“笑谈惊半夜，风雨暗长檠。鸡唱山椒晓，钟鸣霜外声”。笑谈达旦，可见交谊之殷。吴复古之于苏轼，不以患难易心，确是可贵。元符三年（1100），苏轼遇赦北还，吴复古以96岁高龄与广州玄妙观道士何崇道等直追至清远峡，并兴致勃勃地同游广庆寺（即飞来寺）。有苏轼《题广庆寺》“东坡居士渡海北还，吴子野，何崇道，颖堂通三长老，黄明达、李公弼、林子中自番禺追饯，至清远峡，同游广庆寺”可证。吴终因老迈劳累，遂一病不起，于翌年（1101）农历四月逝于归途。苏轼闻耗，挥笔写了《祭子野文》，抒发了赞叹哀悼之情。三个月后苏轼也于常州病逝。苏轼写赠吴复古的诗文为数不少，除以上述及者外，仅在惠州可考知的就有《远游庵铭》、《除夕访子野食烧芋戏作》等五章。在海南还有《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约吴远游与姜君弼吃蕈头》等章。 不但如此，吴复古与苏轼之弟苏辙、子苏过也都交谊殊深。苏辙《赠吴子野道人》诗长达16行。被贬循州，又有《循州雨中招吴子野先生》。苏轼读了苏辙的诗后又撩动诗兴，作《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其中苏辙的“辟谷赖君能作客，暂来煎蜜饷桃康”句，苏轼的“先生笑说江南事，只有青山绕健康”句，都很有生活情趣，也可见其关系之密切。苏过则有《闻潮阳吴子野出家》、《戏赠吴子野》等诗篇。苏轼还为此作《吴子野绝粒不睡，过作诗戏之，予也次其韵》诗。苏轼与吴复古之子芘仲也有文字之交。苏曾在黄州接读芘仲作品，不禁去信大加赞赏：“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脔，宛转而不忍下咽也。”芘仲寄《诸子论》，苏又深为吴复古的后继有人而高兴，欣然去信：“所论孟、扬、申、韩诸子，皆有理，词气袺然，又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芘仲作《归凤赋》，苏又复函称赞：“兴寄远妙，词也清丽，玩味爽然”。苏吴二家三代，父交子往，的确不失为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潮人对此长为津津乐道，并非只为附美。 其三，作为道家，吴复古在养生学的探研上别有一套成功的经验。首先，他的旷世情怀贯串了他的整个人生，他与苏轼晤谈，“无一语及得丧休戚事”。他的放逸的生活态度无疑深深地感染了患难之中的苏轼。苏轼作为持不同政见者遭受一贬再贬的磨难，难得有吴复古道家理念的启示。苏轼深得吴复古积渐而进，顺其自然的“和”与“安”之理，这在其贬谪生涯中寻求精神慰藉以泰然处世，的确不无裨益。 再者，吴复古虽在麻田山中筑庵出家，但却不沉迷于道家那一套，而“以长生不死为余事，而以练气服药为土苴”，长年陶然于山水之中。他的出家，实则近于隐者，显见是另一种无为的超脱的精神境界。吴复古的这种出世养生取向是苏轼所可接受的，只是苏轼还想有所作为而未能施行，但却根据吴复古的主张写下了《问养生》一文，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上的相通，一直牢固维系着苏吴的真挚情谊。 毋庸置疑，吴复古的养生学问是行之有效的，这至少已为其本人的高寿所证实。（完） 转自《汕头特区晚报.潮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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