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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潮人教育事业与政治环境的互动(三)
李志贤(新加坡国立大学) [《汕头大学学报(文科版)》]
四.融入本地教育体系? 战后潮人学校的公立化
随着政治环境的变迁,新加坡潮人教育事业也作了一系列适应性的改变。这些改变对潮属社团的教育事业有很大的冲击,引致潮人学校出现再次的重大转型。首先,战后初期至自治前(1945-1955年)英人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地统治期间,殖民地政府虽然继承战前的教育政策,让各源流教育继续各自为政,但对华校的控制也在一步步加强。中国在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激起了新、马华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更进一步的高涨,而影响更深的还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那些受华文教育的青年学生,更是受到极大的鼓舞。接着,国、共两派人马积极拉拢这些华人,促成本地华人分成两派,许多华校更成为不同政治派别争夺的阵地。华校生就在这一微妙的情结纠葛中,引发50年代一连串的学潮事件。在这种不利于殖民地统治的发展形势下,英殖民地政府颁布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包括“学校注册法令”、“十年教育计划”、“五年教育补充计划”、“两种语文教育政策白皮书”等。(37)
这些新法令和计划的推行,目的都是要对华校严加管制。1952年,由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社团临时组织的华文教育委员会公布的课程纲目,不但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也强调两种语言政策,以同化方言教育。当时的许多潮人学校,如端蒙学校,也多改用内容比较本土化的教材。(38)
1955年,义安公司扩大端蒙学校的规模,增设分校,改用新校歌,把旧校歌里“勉哉我少年英雄,中国主人翁”的字句删掉 (39), 并明确说明其属下三校的宗旨是普及教育,发扬中华文化,培养优秀公民;而收生则不分畛域,凡愿遵守校规,有志向学之子女均得报名入学,所采用的课程以适应当地情形为标准。(40)
1957年,在政府所颁布的“新教育法令”和“1957年津贴条例”之下,潮人学得到了政府的全面津贴,成为“政府辅助学校”,在性质上已属公立,潮人社团对其教育事业自此失去往日的主导权。义安公司虽然也赞助学校发展经费,但大部分的校务行政权,包括教职员的聘任,收生的标准,学生的编配,课程的拟划和教科书的设计等,都转移至教育部;在教学上则强调本土化,以淡化对中国的意识情结,着重培养华人对新加坡的认同和效忠。(41)
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潮人学校经历了另一个转折。这时,越来越多的华人,或在当地长期定居,或在当地出世,已将自己视为新加坡国民,而通过教育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和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建立一个新兴国家,遂成为政府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作为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着重任何单一种族或语言的学校对多元种族国家意识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存有其政治的敏感性,而政府对1950年代华校生因对中国的情结所导致的政治问题,仍然引以为戒。在经济方面,政府推行工业化,须和西方经济体建立密切的经贸关系。在这种政治和经济考量之下,再加上历史的渊源,政府虽然宣布以华、英、巫、淡米儿语为四种官方语言,但英文却成为在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备受重视和广泛使用的行政语言,也是国家法令规章条例的标准语。政府对学校的改革,尤其是对各帮所办的学校,也无不表现了这样的前提。最为明显的是教育政策以英文教育为主,推行英文教学。在英文成为主流语言的趋势下,家长为了子女前途著想而不得不将子女送到英校就读,以致造成华校学生来源的逐年锐减(参阅表6)。又因为在市区重建计划之下,许多住在学校附近的居民纷纷迁移至新的组屋住宅区,这也使许多华校的生源短缺问题雪上加霜而面临停办的厄运。1959
年,华校占全国学校总数的43.6%,1985年降至3%,而英校则从1959年的50.9%增至1985年97%。华人社团曾经针对这个重大的冲击努力地做出对应,但仍无法阻止社会的现实需求。(42)
至于端蒙学校,自1969年起,为响应政府的两种语言教育政策,也在各年级积极进行英语教学,采用英语课本,它作为华校的传统其实已名存实亡。(43)
1980年,教育部分派四班英文源流的中一学生到该校上课,于是端蒙遂由传统的纯华校,变为兼收华英两种语文源流的学校。至1987年,新加坡所有教育源流的学校被纳入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英文成为教学媒介,母语变为第二语言,不再有语文源流之分。至此,新加坡华文学校,不复存在,而变成公立化的混合学校。潮人社团所主办的学校也和其他华校的命运相似,它们都随着国家的独立而完成同样转型历程。
表6:新加坡华校和英校学生人数比较表(1948-1983)
年份 英校生 华校生
1948 33,322 58,096
1949 37,655 64,434
1950 49,690 72,951
1951 55,292 75,975
1952 63,386 74,104
1953 71,118 79,272
1954 84,418 81,605
1955 97,057 94,244
1956 112,575 108,490
1957 127,761 117,374
1958 145,362 129,155
1959 163,486 140,231
1960 180,275 147,448
1961 191,651 152,829
1962 200,062 154,384
1963 209,070 156,302
1964 208,147 155,131
1965 202,049 125,368
1966 212,009 122,409
1967 219,769 119,664
1968 225,401 118,356
1969 224,929 116,699
1970 277,239 115,349
1971 227,190 113,711
1972 229,386 112,509
1973 229,492 106,387
1974 232,834 98,823
1975 234,251 89,823
1976 234,700 78,712
1977 234,994 68,315
1978 241,469 57,455
1979 284,507 48,283
1980 252,398 46,078
1981 251,254 39,968
1982 355,921 32,855
1983 273,085 17,550
资料来源:孙一尘《战后新加坡的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的关系1945-1983》(台北:国立台湾师范
大学教育研究所博士论文,1987),页224、226。
五.适从大局,重新定位? 潮人教育事业的积极精神
值得探讨的是,随著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潮人社团如何准确地拿捏本身的办学方针及兼顾政府的新教育政策准则?潮人固有的文化教育观又将如何配合国家政策的发展?如何才能得出一个两全之策?
这是潮人社团的艰巨挑战。潮人领袖连瀛洲便曾明确指出:
民间团体亟应改变其以往之宗旨,以适应现社会之需求,配合国家之发展,促使会务活动趋向有利于国家、有益于社会,作出更伟大的贡献。……而会馆方面,对内必须保持固有之伦理传统,恪守常规,对外更应扩大视野,远瞩前途。凡对公益、慈善、文化、技术等方面,皆应集思广益,共谋发扬,如此,国家得以兴盛,社会得以繁荣,个人得以康乐,而会馆之传统组织自能永垂不朽矣。(44)
从连氏的言论中可看出,他有意识地领导潮人社群去适应新加坡政治环境的转变。他力求在文化教育的层面上“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之精神”去适从大局势。郑赤琰在一项有关潮人政治适应能力的研究显示,他们不但适当跟随政治变迁而作出相当大的转变,而且无论在政治或经济上的地位,都是愈变愈好。(45)
诚然,在面对政府教育政策的重大转变,潮人社团适时地调整其本身的态度,改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支持教育事业。除了端蒙中小学外,义安学院的改制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战后设立的义安学院见证了国家的蜕变期,学院本身也在这时期为本身找寻适当的定位。(46)
学院最初办学的方针之一是为了争取华文为教学媒介,但它同时也适应当时建国的情境,为建立多元种族的国家认同而鼓励华人学外族语文,所以它开设了巫文系(47),这足以说明它作为一所潮人的教育学府,亦同时为配合国家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积极的反应。学院在开办初期,原以发展文理商四年制的大学学位课程为蓝本,但后来接受政府的意见,由原有文化教育性的教学方针改为科技教育。同时为了应付工商业的需要,教学媒介和教材也改以英文为主。(48)
这些皆显示了学院为了配合国家发展工业,适应社会之需求,更改学制以培养一批国家所需的专业科技人才。但从另一角度去观察,这又是否在一定成度上反映了学院受到政府不可抗拒的决策干预而改变其原先的教学方针?无论如何,在几次的改组过程中,潮人社群都深深体会到,为了寻觅生存之道,必须以适应当下政治环境为原则,充分表现了与政府合作的态度。潮人社团的这种反映,当然深受政府的欢迎,而当年义安学院也获得政府当局的大力支持与重视。(49)
1968年改制以后的义安学院,改为公立学校,校务归教育部,义安公司的董事部在名誉上虽然保持某些权力,并在学院的理事会中占有一席之位,实际上已失去对学院的主导权,但学院永远保有“义安”之名,仍获得义安公司的资助。学院现已易名为义安理工学院,并在金文泰路(Clementi
Road)建立新校园,占地60英亩 ,由义安公司所捐献。目前义安公司每年仍拨出钜款资助学院的经费,并提供奖、助学金给学生。另一所由义安公司创办的义安女校,1956年后接受政府津贴,1967年起开始兼收男生。在面对迁校时,由於获得义安公司的继续赞助,保留了“义安”这个名称,改为义安小学,并於1982年迁入位于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的新校舍 。该校舍的建筑费近1千万元,其中5百万元由义安公司负责,其余由政府资助。义安公司也在端蒙中学关闭后,出资建立义安中学。(50)
这是潮人社团为了适应国家的政策对教育事业所改变的另一种资助方式。就是在这样的适应性架构之下,潮人社团力求为自己所创办的学校寻找继续生存的途径。它们也设立奖、助学金,一如既往地资助会员子女求学深造,为国家培养人才作出贡献,从1980
年代开始,它们更积极地通过举办各种文教活动,以弘扬华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工作上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六.总结
潮人从中国潮州飘洋过海,流落到新加坡谋生和寓居,及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潮人社会的逐渐壮大,新加坡的潮人社团开始出现,并在它们的积极主导下,创办了许多自己的学校。一个世纪以来,潮人社团和侨领先贤们胼手胝足,出钱出力,延师兴学,教育子弟,不仅为潮人社群造就了不少人才,也提高了人民的知识水平和促进了华人社会以至国家的进步,不仅使潮人的传统美德和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和发扬光大,也为新加坡的教育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无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抑或是在新加坡独立自主以后,新加坡的潮人社团皆以推动传统民间文化和社区活动为动力和纽带,整合和凝聚潮人社群,承担了当地的许多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华文教育和科技教育方面,最为突出。这些成就,除了有赖于潮人侨领的倡导外,会馆的成员和潮人社群的支持响应与积极参与,也是办校活动能取得持久成效的基本因素。正如刘宏在谈及华人社团与教育的互动关系时所指出的,这些办校活动的动机“除了反映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教育的重视之外,也是他们团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的直接体现。(51)
随着中国和新加坡的政治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潮人社团兴办的学校在性质上经历了数次重大的转型。无论是从最初的潮人学校转型到华侨学校,或是从华侨学校转型到华人学校,以至最终转型成为政府辅助的公立学校,融入国家教育体系,这些变革都明显展现了潮人社团的教育事业与中国、新加坡的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也从侧面上反映了它们并非一成不变,僵硬地维护自身社群的文化教育,而是在面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时,以一种积极态度自我调适,并在新的教育体系里为自己找到新的定位,以新的方式继续在中华文化和传统教育的传承上扮演一定的功能,避免了被社会淘汰的下场。另一方面,潮人学校的这种转型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说是新加坡华人社会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本土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新加坡华人社团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时局和在国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重新定位的缩影。
2003年12月2日修订
《汕头大学学报(文科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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