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潮人教育事业与政治环境的互动（二）
李志贤（新加坡国立大学） [《汕头大学学报（文科版》]

三．与中国政治环境的互动? 从潮人学校转型为华侨学校

潮人社团初办学校的宗旨只是为当地的潮侨子弟提供教育，并藉以加强他们对潮人社群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因此，这些学校的建校基金和办学经费都由潮侨或潮人社团捐献和补助，校务决策权也由他们掌握，学校多建在潮人的聚居地区，收生自然以潮人子弟为主，就连教职员也以潮人居多（见表3）。在教学上，除英文一科之外，其他科目也都以潮语为媒介，充分体现了潮人学校的特色。端蒙学堂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12)。另一个例子是规模较小，校址建在巴爷里峇(Paya Lebar)葱茅园下芭潮州人聚居地的华农学校。由于地缘关系，其学生多是当地居民的子女，所采用的教科书以古书为主，并聘请随潮州乡亲移居新加坡的一些有学问的“老先生”书。学校内的教学和沟通媒介语以潮州方言为主，这种现象，在二次战前后还很普遍。(13)

表3：端蒙学校教职员籍贯（1906-1916）

籍贯 人数 百分比
潮州 39 60.9%
潮安 20
揭阳 13
澄海 2
饶平 2
潮阳 1
惠来 1
其他籍贯 8 12.5%
广州 3
大埔 1
山东 1
浙江 1
福建 1
厦门 1
籍贯不详 15 23.5%
非华族 2 3.1%
总计 64 100%

资料来源：李谷僧主编《新加坡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刊》，1956，页180-182。

当时，由于历史因素使然，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与中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局势，潮人教育的兴起也因此深受中国政治局势波动的影响，這可從清廷与民国政府不断派官員前来东南亚视学窥见一斑（见表4、5）。十九世后期，积弱已久的清廷欲以教育救国而大力提倡开设中西学堂。清廷在中国大力推动新式教育的同时，也派遣官员前来新加坡劝学，这一来，为新加坡潮人社群的教育起了一定的催生作用。从表4可见，除了端蒙学堂筹办期间，两广总督派刘士骥前来视学，与学堂发起人共同磋商办学事宜之外，无论是奉朝廷之命专程前来视察的官员，或是路经新加坡的清廷大臣，多到作为潮人学校代表的端蒙学堂参观，并以捐赠物品、金钱、匾额，或演讲等方式，进行访问宣慰，其目的是要鼓起潮人办学的热忱，也是为了要拉拢当地的民心。两广总督張人俊还曾上奏朝廷曰：

查该绅商侨居南洋各埠，不忘祖国，奋志兴学，捐助经费，实属深明大义，自应优予给奖，以示鼓励 … 拟请奖给同知职衔并赏花翎 … 花翎道衔蔡名英捐端蒙学堂银一千两，花翎道衔廖世芳捐端蒙学堂一千两，花翎知府陈积锦捐端蒙学堂银一千两，花翎同知衔蓝镇平捐端蒙学堂银一千两，沈联芳捐端蒙学堂银一千两，吴锦源捐端蒙学堂一千两 … 查捐助地方善举银至千元以上者准建坊 … 给予急公兴学字样，以昭鼓舞。(14)

从奏折可知，清廷还以卖官、封爵等手段來拢絡奖励捐資教育者，當初捐資端蒙学堂者都获得清廷颁发的奖励官衔，甚至可以建立专坊。這种可以令捐資者光宗耀祖的途径，自然对他们存有巨大的吸引力，清廷藉此赢得让捐资教育者对朝廷的认同。1908年端蒙学校就曾与新加坡各学堂联名为光绪帝祝寿。(15)

表4：清廷与新加坡潮人学校的互动

年/月份 事 项
1906 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刘士骥前来视学，并与端蒙学堂创办人磋商办校事宜。
1907．3 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汪大爕任满归国，途经新加坡，参观端蒙学堂，赠“果行育德”匾额并捐大洋五百元。
1907．3 宣慰华侨钦差大臣杨士琦在参观端蒙学堂之余，捐助教育品一百六十余元。
资料来源：郑良树〈新马战前的华文教育〉，见《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文化史论丛（卷二）》，（新加
坡：南洋学会，1986），页94-102
杨伟群：〈端蒙校史〉，见黄今英《新加坡端蒙中学七十周年纪念特刊1906-1976》，1976，页
157-160

端蒙学堂的设立与发展亦受清末维新派的影响。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流亡南洋，在其劝导与鼓吹下，不少维新派人士不但在华校任教，有些还成为新式学校的创办人或教职员。如端蒙学堂创办人之一和首任校长陈云秋便是维新派成员。(16)在教职员方面，端蒙学堂的11位教师中，8位为维新派或同情维新派人士。(17) 而这些教职员都是在学堂成立初期所聘请的教师，由此可见端蒙学堂是维新派人士所掌控的学校之一。
端蒙学堂也同样受到了革命派的影响。据颜清湟所述，革命派与维新派为了争夺学校控制权，曾在学堂发生冲突。事因当年该校校长何子深受革命派人影响，大力宣传革命思想，除了公开分发鼓吹革命的出版物，还鼓励学生参与书报社与其他革命派的活动，这引起了担任副校长的维新派人袁寿民的不满，起而引发争端。后来当何氏带一些学生回中国深造时，竟然为校方董事会所解聘。(18) 端蒙学堂由维新派人士所掌控，是不难理解的事实。试想当时创办学堂的人士主要都是商人，当然是倾向支持对本身事业能带来稳定作用的维新派思潮，而不愿意看到革命或倾覆活动所带来的社会动乱，这是商人办学的一个特点。
为何这三股政治力量会如此热衷於在海外鼓吹兴学办校呢？对於清廷来说，它想通过学校号召海外侨民支持他们以消灭颠覆分子，而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则认识到，要想在华人社会内维持长久的影响力，势非控制现有的社团机构不可。所以，学校乃是他们欲达到政治目的必要途径，因为学校不仅具有可以影响整个社会的关键地位，而且也可提供工作机会给维新派或革命派人士。不仅如此，学校也是从事政治活动最佳的掩护场所。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政府承继清廷余绪，与海外华教单位保持联系。从下列表5中，我们知道民国政府也不时派员到新加坡去视察及调查华文教育，潮人社团的教育仍然与中国维系著紧密的关系。

表5：民国政府与新加坡潮人学校的互动
年 份 事 项
1914．6 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胡维贤到端蒙学校监考，并致词。
1919．4 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黄炎培到端蒙学校演讲，并与教职员讨论相关教育问题。(19)
1920．12 蔡元培曾在前往欧洲航程中停靠新加坡并出席由端蒙、道南、南洋华侨和启发等四间学校联合举办的欢迎会。
1940．3 新加坡代总领事李仁出席义安女校的开幕典礼，并致词。

资料来源：林国璋〈本校大事记〉， 见王韶生主编《端蒙学校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31，页3。
王华斌、王燕子《黄炎培》（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页86。
新加坡《星洲日报》，1940年3 月31日，第6版 。
姚梦桐〈义安女校发轫史〉，见《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六十周年纪念》，1989，页98。

教育与民族意识的增强不无关系。如果说，教育是民族意识产生的重要因素，那么，学校则可以说是民族意识发展的重要场所。民国甫立，政府官员便不时长途跋涉，不辞劳苦前来参观学校，参与活动，这与清初政府最初把海外华人视为“弃民”，后来才把海外华人视为天朝子民的态度，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对华文教育也漠不关心，反而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海外华人教育表示支持。这些位居要津的官员们莅临学校，使得当时地处祖国之外的潮人侨领感受到莫大的荣誉，尤其是当时的新加坡潮人社会主要是由下层移民所构成，(20) 这种情感上的强烈感受，犹如重归祖国的怀抱，随后升华为对中国产生一股强烈的民族意识。由郁达夫撰写的义安女校校歌，便充分地反映了潮人社团教育事业的发展随着民族意识的高涨而跳动这一事实：

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我们是民族的精英。我们想改造社会，先要把自己的脚跟立定；刻苦耐劳，意志坚定；礼义廉耻，是五千年来的好教训。大家向前进，养成我们独立的精神，先要把国家的需要认得清。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女主人 。(21)

在端蒙学校的校务报告里，也充满着这种爱国情绪；

中华民国现在是一个多难之秋，民族精力表现萎缩和衰败。我们为祖国而办教育，对于培植爱国情操一点，亦值得留意。我们是爱人类，但因爱人类而更爱中国，故此我们训育的理想，不要违背了爱的教育的主旨。(22)

这股强烈的民族意识，显然很快便超越各方言群的族群意识。各帮所办的学校开始脱离了自身族群的藩篱，不自觉地进入一个整合和转型的过程。端蒙学校开始参与其他帮派学校的活动，并在1914年与属广东帮的养正，属福建帮的道南、爱同，属客帮的应新，以及崇正等校组成跨帮派的“英领华侨学务总会”。(23) 端蒙和各校之间的这种跨帮派联系一直没有中断，它分别在1922年和1935年参加了当地华侨为欢迎英国太子所筹办的提灯会和庆祝英皇登基银禧纪念大会 (24)；到了1930年，端蒙学校的教职员还曾组织了交流团，到其他各帮派的中小学参观，从这参观交流活动可以看出当时不同方言群的华校之间已经打破隔膜，彼此是中国人（华侨）的认同已不断强大起来。(25)
1930年代，适逢中国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故在民族情感的发酵之下，潮人学校也和其它华校一样，参与对中国的筹募救亡或救灾运动。例如端蒙学校的教职员在1932年和1937年都参与了新加坡华侨向中国助赈的筹募活动 (26)，义安女校也在1940年学校初设之始献金38.47元，同年2月师生月捐24.6元，又捐出妇女节售游艺券所得246.2，又代售“星华筹赈大会”主办的书画联合展览会券。在1940年和1941年的儿童节也分别有献金的活动。(27)
这种普遍上认同于中国的民族意识和信念自然也表现在教育的内容和性质上，透过学制和课程的编排、教材的和媒介语的采用反映出来。诚如岑春煊向清廷奏报新加坡的学堂“ 课程规则，悉遵学部定章，宗旨纯正 ”(28)，端蒙学校的学制在创办之初期，即实施1906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小学分成两等。及1912年，又遵循民国政府新颁布的“壬子学制”，定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为制。自1924年起，学制则“依照本国现行学制小学修业年限”，即初小四年，高小二年学制，将高小三年班改为初中一年级。(29)。在教材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海外学校受其提倡白话文的影响颇大，开始改用白话文的教科书。端蒙学校自1918年起增设华语科，其他科目仍以潮语教学，随着民族意识的日益高涨，尤其是在日本侵华以后，端蒙遂决定以华语取代潮语为教学媒介。(30) 据当时国民党政府针对英属马来半岛侨校的调查显示，到了1930年代，其课程除党义及英文外，其余科目均照“中小学暂行标准”办理。(31) 日本学者合田美穗也指出，端蒙学校在1930年代所使用的教科书是由中国商务出版社在1927年出版的小学国语教科书版本，其内容就涉及国民党旗、孙中山、纪念中华民国、支持中国货及中国国耻等等爱国的内容。(32) 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在在表现了灌输爱国（中国）主义、民族情感的价值观。1935年陈育崧等为新加坡南洋书局编印华文学校教科书，其中虽然增加了一些适应当地的内容，但编写的内容思想仍以中国国内的教科书为依据。(33) 即使到了1956年，学校在制订教学课程时，虽然开始加入了当地政府所规定的标准，但基本上仍依照“祖国”颁布之标准。(34) 还有，虽然端蒙创建于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但从创校开始，其行政档案、来往信函，在1916年之前皆用清朝的年号，1917年以后则用中华民国的年号，尽管学校为了方便学生，从1927年起凡有关考试事宜采用阳历，但学校在其他的行政方面仍然采用民国的年号，直至1933年。(35) 端蒙学校这个行政措施，从侧面上反映了新加坡的潮州社团学校，一直到1930年代以后，多数仍以华侨学校自居，还未步入本土化的历程。(36)
纵观这个时期的教育性质，明显的是属于侨民教育，也即是说，当时的潮人学校著重培养华侨的中国国民意识。在来自中国的各派系人員大力宣扬侨教和提倡兴学之下，潮人社群的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意识的增涨也在无形中形成，从而启开了当地华文教育的另一风貌。它们都再再表现了战前潮人办学的立场，说明了学校的设置与发展是与中国脱不了关系的。总括来说，这段时期潮人学校的种种发展与变化，可说是它们与中国政治环境以至教育制度的变化所发生的互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