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潮人“下海”缘由——谋求生计、光前裕后 陈景熙

潮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考究传统时代大量潮人从商的缘由，除了不言而喻的逐利一面外，主要是选择生存机会、光前裕后两种目的动机。
明代中期以后，潮汕地区出现了人多地狭的状况。这导致了本地耕作技术的日趋精细。但传统农业毕竟无法吸纳过多的地方冗余劳力。因此，从那时起，在生存压力的作用下，一代又一代的潮人被迫离开土地，或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生，或投身商海以贾为业。
这些因为选择生存机会而经商业贾的潮人中，有不少是原本“一心只读圣人书”，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儒家弟子。明清时期的潮汕方志在记载这些潮汕商人的故事时，通常告诉我们，儒士不得已业贾的原因是家境贫寒到无法赡养双亲的“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而他们在事业有成之后，依然对年幼时的辍学耿耿于怀，表现出对儒学精神家园的向往。
诸如光绪版《揭阳县续志》中就记载了两位榕城商人的事迹。一位叫陈日正，号通享，例贡生。生平好读书。由于少小时家贫，为了赡养双亲，以儒生身份下海当了商人。中年时家境小康，经常告诫儿子说：“我一直遗憾的是早年因为家贫不能读书，你们可得好好学习，替我圆这个读书梦。”另一位商人卓宗元，字昌善，监生。家境贫寒却勤奋好学。同样是因为“菽水不能供”才“转事服贾”。中年小康的卓氏在内心深处一直有着酽酽的读书情结，“遇庠序中人，则肃然起敬”。晚年时，将自身感悟著诸竹帛，名为《晓儿语》十七则（道光十八年秋自序），《揭阳县续志》的编撰者赞其书“浅近中仁义兼至。训俗之语，皆见道之言，有宿儒所见不到、行不及者”。
余英时先生认为，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儒家伦理思想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象山之学以治学为先”，肯定了儒士的业贾治生，强调儒士必须有独立的经济生活，以保持其独立的人格。重儒轻商的传统被打破了，士与商的界限变得不甚分明，儒士业商的情况已很普遍。与此同时，明代的潮州儒学大盛，非儒士出身的商人也接受儒家教育的渗透，吸收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用以指导商业行为。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带有儒学色彩的商人精神。
儒家理念积极关怀集体利益，认为个体的价值，不止在于一己的富贵，更在于光宗耀祖和福荫子孙。明清时期，不少潮人以贾为业的另一主要原因，即期望实现“光前裕后”的人生价值。嘉庆版《澄海县志》在讲到一位“拮据起家，性俭朴而喜施与”的商人侯家达时，就专门突出他的“常以显扬为念”。
商人们之所以相信寄迹陶朱业同样也能显扬祖宗，不仅在于商场得意者同样也是有头有脸的社会成功人士，还在于有钱人可以通过捐纳方式获得功名乃至官衔，从而光宗耀祖。翻开潮汕各县的明清方志，我们会发现，人物传记中“义行”、“隐德”等篇章里的不少乐善好施的商人，都带有“监生”、“贡生”之类的头衔。其实这些很可能多为以捐纳钱粟而得监生的“例监”以及秀才通过捐纳钱粟而取得贡生资格的“例贡”。明清潮州商人传记中还不乏通过捐纳援例授官的记载。嘉庆澄海志中“援例授户部云南司员外郎”的邑人林中凤，就是“由商贩起家”的。清代中后期的潮汕商人中，还流行通过捐纳从五品的府同知职位，为己身，更为祖父、父亲买得“奉直大夫”虚衔，并得以在门额上榜书“大夫第”的热潮。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商人的营生，还具有福荫子孙的价值。明智的商人，特别是儒士出身者，往往注重对子孙的学业乃至于仕途的投资。雍正版《惠来县志》就记载说，明末一位叫陈子建的惠来人，自幼经商，事业有成后“延师课子，殷勤尽礼”，故而“子孙皆名诸生”。不少商人子孙后来还通过正途、捐纳二种途径获得一官半职。据澄海民间口碑及嘉庆县志，乾隆年间“遵河工例，授江西广信府同知”，建筑了人称“五马垂芳府”的大夫第的县城人陈时谦，祖、父二代拮据起家直至于成为商贸于江浙、海南等地的红头船主；陈时谦的授官，如前所述地为乃祖乃父取得赠封“奉直大夫”的荣耀。可见，商人的光前和裕后，其实是二合为一的“显亲”的有机统一体；裕后的一面，其实也是业贾治生的动机之一。
追溯明清潮人（特别是儒士）从商的缘由，我们了解到潮州商人儒商气质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