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生理人孬入忠臣庙”与潮商道义 陈景熙

提起商人，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一个成语：“无商不奸”，这个成语在潮汕方言中相对应的是一句俗语：“做生理人孬入忠臣庙”。二者所道出的是同一个道理：商人以逐利为目的的职业行为，有时难免与社会伦理道德相抵触，侵害了国家、社会及他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义以为上”（《论语》）的道德伦理是每个人修身处世的行为基础。商人们既不想让人看成是唯利是图的社会另类，出于自身内在心理平衡的需要也不愿承认自己单纯地为了追逐利润而从事商贾行为。因而，商人道德同样以道义标准为支柱，对我国古以有之的“义利之辨”特别关注。
对于什么是“义”，如何处置义利之间矛盾的问题，儒家典籍中多有论述。孟夫子说：“义，人路也。”自称承继孟子衣钵的韩文公则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就是说，“义”是人生于世所必须遵循的合乎道理的行为规范。至于义利冲突的解决，儒家先贤的共同意见是：“义然后取”、“见利思义”（《论语》）。换言之，取利必须以合乎义为前提，否则就是不义之财。儒家的义利观得到不同地域商人的认同。晋商说：“君子爱财，生财有道”，徽商也宣称：“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受到儒家理念陶冶的潮州商人，在货殖生涯中同样讲求信守道义的商业道德。民国年间揭阳炮台抽纱行“民丰号”的发家史就是一个明证。
民丰号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炮台最大的一家抽纱行，1947—1948年这家抽纱行每年生产手巾约有70至80万打，工值约为国币350至400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时代炮台抽纱行业中，“民丰号”的业务水平并无高人之处，经理林天成没多少文化，交际手腕更不如他人。那么，该行铺的成功缘由何在呢？
说起来，其中有一段“好心有好报，老实总久在”的佳话。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汕头美商柯宝洋行老板急返美国，对于投放炮台“民丰号”上尚未回收的手巾9000多打，来不及收回。1946年大战结束，柯宝洋行老板回到汕头，重营旧业。由于认定其在原沦陷区的货物定然在劫难逃，因而不再探问。万万没想到林天成却专程赶到汕头，找柯宝洋行老板，将洋行原存于“民丰行”并几经周折而保存完整的抽纱手巾9000多打（约值港币20万元）完整无缺地送还。喜出望外的洋行老板深感林天成为人忠诚老实，除了奖给奖金外，还指定重义守信的“民丰号”为其加工全部抽纱货件，决定不再将洋行货件投放其他抽纱行号。由于柯宝洋行实力强大，货件源源不断，价格也较为公道，林天成先生因此很快就发财致富，民丰号业务更是从此蒸蒸日上。
潮州商人的重利而不轻义的伦理道德，还时常以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作为实践方式。清代前期澄海县城人陈增华的家庭，是一个商人之家。父亲陈天眷以贡生身份弃儒业商，兄长陈颖发毕生业贾，侄子陈时谦因捐纳授官江西广信府同知，增华本人相信也是商界中人。父亲好施与，从商之前曾以微薄的教书薪金救济贫困的族人。兄长有乃父之风，“凡事有利于众者辄争先为之”（嘉庆版《澄海县志》），还曾经捐地修筑渡亭以利行人。侄子陈时谦在京城时捐银千两建造了延寿寺街潮州会馆，在乡时除了建祖祠外，修圣庙、筑堤岸更是率先倡举，不让祖、父专美于前。陈增华比起父兄、子侄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县志上说“性慷慨，好施与”的他“尤称于时”，“凡邑里有善举，每身先之”，特别是在父兄艰难创业阶段，在“计赢缩甚悉”的情况下，他“独好行其德”――经商时 “打分打厘” ，行善时却一掷千金，这就是潮商中翘楚者的处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