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上）
陈春声

(2004-05-03 19:00)
发言人：

以下为内容：

在广东东部的潮州地区，双忠公是乡村社会中信仰最为普遍的神祗之一。[1]清代雍正年间署潮阳知县的理学名臣蓝鼎元，就记载了双忠公“香火遍棉阳，穷乡僻壤皆有庙”[2]的情形。本文考察宋代至明代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地区出现和流播的历史，以期了解这个从唐代起已被列入官方祀典的、来自北方的神明，在南方一个“开化中”的地域逐步地方化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反映的地方社会变动的若干侧面。

一、引言：睢阳之战与双忠公崇拜的起源

潮州人所谓之“双忠公”，指的是唐代“安史之乱”时，两位以“忠义”著名的将领张巡与许远。

至德二载（757年），叛将安庆绪派部将尹子奇率军围攻中原与江淮之间的战略重镇睢阳（今河南商丘），以打开前往财赋重地江淮地区的通道。时任河南节度副使的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一起，率兵死守睢阳达十月之久，是为著名的“睢阳之战”。睢阳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由于兵粮断绝、援军不至，睢阳守军以城内百姓为食，新、旧《唐书》对其经过有详细记载：

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戳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剡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少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3]

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4]

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敢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5]

最后，睢阳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与部将三十六人同时被害，许远被执送洛阳，亦以不屈死。以后，历代史家都高度评价睢阳之战的战略意义，其看法大多根据《新唐书·忠义传》的评论：

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 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力尽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巡先死不为遽，远后死不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贼亡，天以完节付二人，畀名无穷，不待留生而后显也。

安史之乱平定后，率军收复睢阳的中书侍郎兼河南节度使张镐请求旌表张巡、许远。经过一番争论，肃宗下诏在睢阳立庙祭祀张、许二人，是为“双忠公”崇拜之始：

镐命中书舍人萧昕诔其行。时议者或曰谓：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全人？于是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谓巡蔽遮江、淮，沮贼势，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无异言。天子下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子孙。睢阳、雍丘赐徭税三年。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远子玫婺州司马。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睢阳至今庙享，号“双庙”云。[6]

可以看出，张巡、许远故事一开始就被张澹、李纾、董南史等“名士”赋予忠义报国、事关天下兴亡的意义，脔妾杀奴、以百姓为食等看来有违“人道”的内容，也在更重要的忠君报国的“大义”之下得到合理化的解释。从此，历代文人士夫和各种文学作品在讲述张、许故事时，基本上都以这一解释为蓝本。

宋代张巡、许远崇拜继续得到朝廷的提倡。据《新唐书》载，宋真宗东巡时路过“双庙”，对张、许之节义极为推崇：

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7]

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司农司因出卖包括“双庙”在内的天下祠庙，引起轩然大波。是年八月三日应天府通判张方平上言：

臣伏见司农寺奏请降下新制，应祠庙并依坊场、河渡之例召人承买，收取净利。管下所管祠庙五十余处，寻已依应施行讫。内有阏伯庙、宋公微子祠，已系百姓承买。……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以孤城死贼，所谓捍大患者。今既许承买，小人以利为事，必于其间营为招聚，纷杂冗亵，何所不至。慢神黩礼，莫甚于此。盖闻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无文，毖于群祀，先圣哲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为国家万民六经训典备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职也。岁收细微，而损大体。至大臣愚，欲乞朝廷祥酌留此三庙更不出卖，以称国家严恭典礼，追尚前烈之意。[8]

神宗闻奏震怒，下令纠正召人承买祠庙的做法，并处分了有关的负责官员：

御批：司农寺鬻天下祠庙，辱国黩神，此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农寺官吏令开封府劾之。又诏，擅鬻祠庙为首之人，已劾罪，其赦后不觉举改正，官可并劾之。[9]

由此事件可见“双庙”的地位。此外，《大清会典事例》有张巡“宋封东平威烈昭济显庆灵佑王”的记载[10]，元代人刘应雄在《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中也提到宋代“二神册尊王爵”[11]，明人林大春所修隆庆《潮阳县志》更指“张封为忠靖福济昭圣灵佑王，许封善利威济卫圣孚应王”[12]。不过，上述记载未具体说明册封年代，封号也有互相矛盾之处，在宋代的文献中又未发现直接的证据，姑录此以存疑。

除了睢阳的“双庙”外，宋朝皇帝也批准在其他的地方为张巡、许远建祠致祭。《宋会要辑稿》就记载了建炎元年（1127年）在江西饶州祭祀张巡、许远的事实：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端明殿学士、知饶州董耘言：“乞致祭张巡许远，以旌忠烈，以为万世臣子之劝。”从之。[13]

据传说，潮州地区的第一个双忠庙，也是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建立的。

二、灵威庙的建立与双忠公信仰的“地方化”

传说中潮州地区双忠公信仰的开始，直接与睢阳“双庙”有关。目前所知最早有关这个传说的记载，见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吉安路龙州书院山长、邑人刘应雄所撰之《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又题《灵威庙记》）：

相庙初基，宋熙宁间，郡遣军校钟英部领方物贡于朝。道（经）归德，谒庙乞灵。夜梦神语：“以神像十二、铜辊一，闭后殿匮中赐汝。保汝俾奉归以祀而邑之东山。”明，发趋京，事讫允济回，具修脯胖答神贶毕，记梦中语，取所与者，星驰而返，置诸岳祠，钟旋踵而立化。邑人骇异，时见玄旌树于岳麓。邻寺僧徒夜见光怪，白有司，请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祷，其应如响，事闻于上，赐庙额曰“灵威”，二神册尊王爵，钟亦封嘉佑侯。其来尚矣。

这个故事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其中有一个有趣的内容，就是灵威庙对佛寺的取代。宋代的潮州乡村，基本上是一个以佛寺为中心的社会。据《潮阳县志》所载，宋代该县至少有灵山寺、石塔寺、报德堂、三峰寺、莲花峰寺、资福寺、普恩院、莲花院、大生院、罗汉院、胜恩院、灵泉院等佛寺[14]。元代编修的《三阳志》，所载从福建至广州驿路，经过潮州路段的驿铺大多为庵驿，其做法为：

宾客舍仆、马具、庖 、床榻、荐席、器皿、薪刍之需，无一不备。薄遽而至，如适其家。守以僧，给以田，环以民居，为虑远矣。间有污败室庐、毁糜器用、暴横难禁者，僧得以经闻于官而为之惩治。仆卒往往知惧，故庵逮今犹始创也。自是潮、惠之间，庵驿相望。[15]

《三阳志》记载的庵驿共32处，“守以僧，给以田，环以民居”的安排，也显示出一种以寺庵为中心的格局。这种情形从元初起逐步改变，如《三阳志》载：“已上驿铺庵亭，世变后皆废，不复存矣”。[16]前举潮阳县的各个佛寺，也从元代开始逐步拆毁，到明代隆庆林大春修县志时，共有23个佛教的“废寺”、“废庵”、“废院”、“废阁”和“废堂”被记录下来。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整个潮州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将另有专文论述，篇幅所限，恕不展开讨论）。

如果考虑到这些大的社会背景，前述灵威庙故事所提到的佛寺被双忠公取代的过程，也许更可能发生于元初，而不是宋代。事实上，林大春撰写《潮阳县志》之“县事纪”时，就把灵威庙的建立系于元代皇庆元年，而不是传说中的宋代熙宁年间。他详细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

皇庆元年修建灵威庙成。按《灵威庙记》，自钟英还自汴京，以唐张、许二公神像到潮，潮人祀之，则潮之有庙旧矣。不书而此书者，以初宅神于寺，至是始革其故而鼎新焉，庙之制规备矣。[17]

根据林大春的理解，宋代潮阳的双忠公神像实际上是寄祀于佛寺之中，并未具备庙宇的规制。就是按照刘应雄的《张许庙记》，传说中宋代的灵威庙后来也“中罹兵毁，庙祀浸疏”。到元初，实际上已经“祀事 废”了。[18]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至大元年（1308年）起，当地士绅开始与地方官合作，正式修建祭祀双忠公的庙宇：

大德末年，邑令袁天汉就邑，寓前进士赵嗣助，复谋营创。赵为潮著姓，率众易从。捐赀市材，竖三门、两庑、前后殿，通三十二间。璇题玉英，藻绘丹垩。与同死忠者，像设俨然，仪卫甲伏，骈比于壁 间，历历如见当时握拳喷血之勇。惟嘉佑侯实肇始者，故特祀之。经始于至大戊申冬，落成于皇庆壬子春。縻楮币二万五千余缗。[19]

按照刘应雄《张许庙记》的解释，是次修建灵威庙，似乎是出于知县袁天汉主动的安排，而其动机与朝廷有关祀典的规定也是完全一致的：

皇元统一，首褒忠义，名纪祀典者五人，二公与联事南公居其三。信夫大忠大义，越古越今，虽万世犹一日也。

不过，如果认真考虑到与袁天汉同襄此举的“前进士赵嗣助”的生平背景，我们就发现，实际的情形要复杂许多：

赵嗣助，字衍奖，本与宋同姓，至其鲁大父时，始从南渡入闽，因寓于潮家焉。嗣助少孤，事母孝，咸淳四年举进士，累迁提辖行在左藏库、通判惠州军州事。以治最假金鱼袋进阶朝奉大夫。景炎初，母老乞归。久之，会文天祥起兵南讨兴、懿，移驻潮阳。嗣助为具刍糗，劳天祥军。因与计画斩兴以殉，乡人义之。其后宋亡，竟不仕。元至大中，尝倡义捐赀作双忠庙，及置田以供祀事。[20]

可见，至大年间灵威庙的建立，主其事者实际是赵嗣助，他不但“倡义捐赀”建庙，而且“置田以供祀事”，考虑可谓周详。身为宋朝遗臣，又曾参与文天祥在潮阳抵抗元兵的活动，在宋朝亡国近30年之后，于垂垂老矣之际，毕五年之功，致力于以“忠义报国”著称的张巡、许远庙宇的兴建，其用意自然有更深刻的涵义。在这一点上，乡后辈林大春可谓赵嗣助老先生的隔代知音：

论曰：余尝读宋史，得泛观赵氏遗事。如吴兴公子，亦不可谓非隽才矣，顾乃失二姓，曾不如秦之东陵。若赵朝奉者，岂伊人之俦欤？观其从天祥于宋国未亡之先，祠张、许于宋国已亡之后，此其志有足悲者。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所去，视其所取。彼徒以汲汲修庙观朝奉者，亦末矣。[21]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正大年间潮阳东山灵威庙的兴建，可能同时也表达了赵嗣助等本地士大夫对宋王朝（以及文天祥等前朝英烈）的某种特殊的情怀。在元初的政治环境下，这种表达采取了这样的非直接的方式。

到了元末至元年间，就任潮州路总管的王翰就直接把文天祥与潮阳东山灵威庙联系了起来。至元二十六年（1366年），他甫到任就派人到潮阳双忠祠致祭，并将文天祥一首有关张巡、许远庙宇的《沁园春》易名为“谒张许庙词”，在灵威庙前镌石立碑。文天祥此词最早收录于元凤林书院本《精选名儒草堂诗余》，该书为“亡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22]文天祥之《沁园春》原题“至元间留燕山作”，词曰：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 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23]

宋末文天祥到潮阳，是为了平定降元的潮州地方豪强刘兴与陈懿等，在此兵败被俘。当时的各种史料中并无他曾参谒东山双忠庙的记载（从前面所讨论可知，其时该庙很可能并不存在或已经被毁）。而他的另一“留燕山”时期的诗作《许远》提到的张、许庙宇则是位于睢阳的“双庙”：

赵师哭玄元，义气震天地。百战奋雄姿，脔妾士挥泪。

睢阳水东流，双庙垂万世。当时令狐潮，乃为贼游说。[24]

所以，文天祥被元朝关押于燕山期间作《沁园春》，心中感念之“幽沉”古庙，很有可能是睢阳的双庙。明人刘剡编《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也录该词题为“题双庙沁园春，留燕山作”。[25]无论如何，并无直接的证据表明该首《沁园春》是为潮阳东山的灵威庙而作，更无证据说明该词作于用兵潮阳期间。

王翰刻于潮阳东山灵威庙前的《沁园春》，内容与元《精选名儒草堂诗余》所录有若干出入，包括“骂贼睢阳”变为“骂贼张巡”，“留取声名万古香”中“声名”变为“名声”，在上、下阙之间多了“嗟哉”二字等。他还特意写了《刻文丞相〈谒张许庙词〉跋》，说明在灵威庙立碑镌刻该词的理由：

丞相文山公题此词，盖在景炎时也。三宫北还，二帝南走，时无可为矣。赤手起兵，随战随溃。道经潮阳，因谒张许二公之庙。而此词实愤奸雄之误国，欲效二公之死以全节也。噫！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乱，其成就卓为江淮之保障者，二公而已矣。宋有天下三百年，革命之际，始终一节，为十五庙祖宗出色者，文山公一人焉。词有曰：“人生翕 云亡，好轰轰烈烈干一场。”是知公之时，固异乎张、许二公之时，而公之心，即张、许之心矣。予守潮日，首遣人诣潮阳致祭，仍广石本以传诸远，俾忠义之士读之，有所兴起。奸雄之辈读之，亦少知自警云尔。[26]

这一解释义理重于考据，推断大于事实，但对后来的记载有很大的影响。如《永乐大典》“潮”字部收录该词，就定其题为“题潮阳张许二公庙”[27]。明清两代潮州有关的府志、县志收录该词时，也都采用类似的题目。

文天祥词碑的建立，使潮阳东山的张巡、许远庙宇，与一个曾经在本地区建立功业的著名的士大夫有了直接的关系，这一具有明显的“正统化”色彩的解释，后来一直被当地的官员、士绅接受和利用。

有关潮州双忠公信仰“正统性”另一个极有影响的解释，是刘应雄在撰写《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时，所阐述的张巡、许远崇拜与韩愈的关系：

公始三日而援至，十日而贼亡。而唐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皆二公之力。可谓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者矣。当时尤有议者，赖韩昌黎辞而辟之廓如也。肆今崇祀，隶韩公过化之乡，意皆精灵之合，以韩公为知己，故翩然被发而下大荒。不然神之周流，如水之行地中，无往不在，何乃洋洋于潮之子男邦耶？

韩愈为张巡、许远辩白事，在唐大历、元和年间。其时张、许二家后代就睢阳城失守的责任和许远的气节问题争论不休，朝中也对此意见不一。后来，韩愈出面为张、许说了“公道话”。《新唐书》对此事记载颇详：

大历中，巡子去疾上书曰：“孽胡南侵，父巡与睢阳太守远各守一面。城陷，贼所入自远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巡临命叹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贼曰：‘公恨我乎？’答曰；‘恨远心不可得，误国家事，若死有知，当不赦于地下。’故远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国威丧衄，巡功业坠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诏下尚书省，使去疾与许岘（许远子－－引者注）及百官议。皆以去疾症状最明者，城陷而远独生也。且远本守睢阳，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则远后巡死不足惑。若曰后死者与贼，其先巡死者谓巡当叛，可乎？当此时去疾尚幼，事未知详。且艰难以来，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载简书，若日月不可妄轻重。议乃罢。然议者纷纷不齐。

元和时，韩愈读李翰所为传，以为阙远事非是。其言曰：“二人者，守死名成，先后异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远畏死而服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愈于褒贬尤慎，故著之。[28]

刘应雄把张巡、许远托梦的传说赋予新的意义，说明双忠来潮崇祀，是由于同气相求，以韩文公为知己，自愿来到韩愈化过之乡保佑地方。这是一个极富于意义的解释。从宋代开始，韩愈在潮州地区已被塑造成为一个在边远蛮荒地区教化作育百姓的先驱和中原士大夫正统文化的象征。影响所及，山河易名。韩江、韩山、韩木、韩祠，以及其它一系列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被当地士大夫当作教化已开，渐成“海滨邹鲁”的文化证据。既然双忠崇拜与韩愈有那么深远的历史渊源，那么，在韩文公教化过的边远之地，祭祀来自中原的得到王朝册封的神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刘应雄此举 的聪明之处在于，在赋予潮州的双忠公信仰“正统性”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一个非常“地方性”的解释。连《永乐大典》的编修者，对刘应雄的这个解释也赞赏不已，特意在《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之前加了一段按语：

诸庙碑记皆略之。惟张、许二公功德在天下，迨今赫赫若前日。而刘之文复能备述，以示荒裔。且谓与韩公或有默合之处，尤为超见。故不敢略而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