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中）
陈春声

三、明代潮阳东山祭祀中心的形成

有明一代，潮州地方官员和潮阳本地士绅始终关注灵威庙的维修和重建，据隆庆《潮阳县志》和康熙《潮阳县志》的记载，主要的工程有：

洪武中，道士高惟一尝一修之。

景泰癸酉县丞汤垣以雷、南二将同一死义，祀不得独缺，又增塑二将像于东西殿隅，以时配食。

天顺中，二公尝赫厥灵，却夏岭巨寇魏崇辉等，劫不入境，而副使陈濂、知府陈 复相与重新寝殿，以答神贶。

其作两忠邮亭者，佥事诸正也，是时为成化改元之十载。

至嘉靖又六七十年矣。中间一破入城之虏，再解五旬之围。乃数值阳九，栋宇为墟，潮人悼焉。及四十四年，本府推官郑良璧来署县事，因即其故址，捐俸重建之。[29]

天启元年知县朱本吴重修之。[30]

上述历次修葺或重建，除已不知其详的洪武间的道士高惟一外，主其事者都是地方官员。其中最重要的两次工程是，景泰四年（1453年）汤垣增塑雷万春和南霁云二将神像于庙宇东西殿和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郑良壁主持的重建。

雷万春和南霁云均为张巡部将，雷守雍邱时曾面中六箭而屹立不动，南从睢阳孤城冒险突围请援，后俱殉难，二人都以节烈神勇而得到旌表，事载《唐书》。睢阳双庙也塑有二将神像配祀。景泰间丁母忧乡居、曾官至詹事府丞的邑人李龄撰有《增塑南雷二将记》，详记汤垣率属官增塑二将神像于灵威庙事：

二君生与巡、远同捍寇，死与巡、远同操睢阳庙祀，岂得专彼而不及此欤？抑英之来未久而速化，后人逸其传欤。千载而下，不免为有识者疵议，而二公亦岂能无遗恨于冥冥乎？

岁在癸酉，姑苏汤公垣奉命丞吾邑，因为道其事。君慨然有修举之志。君之任，以慈惠仁其民，越明年化流治洽， 谋于教谕泰和尹君克赞、训导曾君杭、都昌李君德洎、耆彦姚源礼辈，佥以为宜。祷之张、许，同协其吉。遂捐已资，鸠工饬材，塑霁云之像于巡左右，则万春配焉。春秋报祀，靡有缺遗。

三载在兹，时和岁登，人用底宁。咸以为昔之缺典，迄今而完，其英灵忠烈之气，聚于一堂，凝为福祥，发为感孚，以惠利吾邑人也。[31]

可见，增塑神像的举动，其实是出于李龄等本地士大夫的建议，主事者心目中张、许庙宇的“正统”的蓝本，仍然是睢阳的双庙。直至南、雷塑像落成，他们才以为庙宇的规典终于完善。李龄此记被制成“木刻碑记，树于庙门”[32]，后来又被录入各种方志，影响深远。从此，南、雷二将配祀张、许在潮州地区成为惯例，清代以后乡村地区普遍建立双忠庙宇，大多有南霁云、雷万春配祀。

东山灵威庙与睢阳双庙的这种联系，以后仍然不断被本地的士绅所强调。嘉靖年间，时任河南睢陈佥事的林大春也到睢阳双庙参谒，发现“睢阳庙祀位次，自张、许二公而下， 以雷、南、姚、贾凡六人”，而不特配祀南、雷二将。不过，后来他参与东山灵威庙的重建，仍然是“今新庙像设二公与雷、南，而不及其他者，仍旧也”。[33]可见，这种联系强调的不尽是形式上的模仿，而且更注重意义上的沟通。

嘉靖四十四年灵威庙重建于兵毁之后，主其事者为署潮阳知县的潮州府推官郑良壁，林大春等本地士绅积极参与其事，仅用三月新庙落成：

一时士民争先趋赴、施钱助费者，不可胜计。于是饬材鸠工，作二王神殿，像设二公及雷南二将如故。殿额上书文丞相《沁园春》词，重书知县吴谷联句（按殿门旧有联曰：保障江淮前后风云三百战，纲维人纪古今天地一双忠。盖吴侯谷所作也，今重书之）。门旁两厅则重塑钟、赵二像于其内。殿之下为亭，即所谓邮亭者。其亭左右置碑。左即予（林大春----引者注）所撰碑，见文辞志。其一在右，则郑侯所自识者。其上有庙诗扁。外为庙门，门之内为两庑，计十间。守庙者居之东北，跨山为仰忠堂（近徙东岳神居之）。

门之外有词碣二，其额曰“双忠庙”。不书灵威者，从时称，称民志也。其外为桥，桥之腹为石渠，水帘泉西来注其下。桥以南为甬道，旁多古树（近多被伐，仅存一二）。树夹山门，门外俯临江渚，远带城郭，浮屠涌其中，石门峙其西（俗称半街亭），檐亭翼如于东山之上。桐阴在左，云洞在右，八峰之胜，一览全收。盖至是而庙之大观备矣。……

又考庙祀之始，实起钟英，以英与嗣助并列从祀。英之从祀，盖自兹始。[34]

这次重修最后奠定了东山灵威庙的基本格局。从林大春的描述也可以看出，庙宇及其周遭东山的环境，已经被营造得相当契合士大夫的情趣。灵威庙又被正式称为“双忠庙”，亦始于此次重修。清代以后潮州各地普遍兴建祭祀张巡、许远的庙宇，大多称“双忠庙”，而“灵威庙”则一直是东山“祖庙”的专称。

明代地方官员一直将东山灵威庙列为祀典庙宇。“初岁祀以惊蜇、霜降，行礼如旗纛之例。其从祀庙庭者，赵嗣助一人而已。及知县黄一龙至（事在隆庆三年----引者注），首厘祀典，始易以春秋二仲，从上丁后举祭，献奠如帝仪”。[35]除潮阳县的官员外，因公私事务路过潮阳的各级官员，也常常到灵威庙祭祀。康熙《潮阳县志》就录有嘉靖四十年任惠潮道并参与进剿海盗的张冕的《双忠祝文》。[36]

明代潮阳双忠公崇拜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灵威庙两侧修建祭祀韩愈和文天祥的庙宇，“二祠岁祀并如双庙之仪”[37]，从而在东山形成了具有明显士大夫文化色彩的祭祀中心。元代出现的有关双忠公与韩、文二人关系的解释，被明代潮州地方官员和士绅全盘接受，并得到发挥。

祭祀文天祥的大忠庙出现较早，在弘治九年（1496年）已经建立。主事者为知县姜森和分巡佥事王相，而向他们提出在灵威庙旁建设此庙的，是本地士绅萧龙。按照林大春的解释，“曰大忠，关世教也”。[38]嘉靖四十五年大忠庙重修，曾任广西佥事的海阳人章熙作《重建大忠庙记》，其中详细论述了大忠庙与双忠庙的关系：

大忠祠者何？祀宋丞相信国文公也。祀公于潮阳东山者何？以公当宋末，间关海上，经潮阳谒东山张、许庙，感慨作沁园春词以见志。忠义激发，至今凛凛有生气。故祠亦在双忠祠之左也。嗟乎，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乱，其忠烈卓为江淮保障者，张、许二公而已。宋有天下三百余年，革命之际，始终一节，为十五庙祖宗出色者，文公一人而已。祠祀乌可已耶。[39]

正因为如此，大忠庙建立以后，就与灵威庙一起，并称为“三忠”。[40]在此之前，为了与《沁园春》中“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一句相契合，成化十年（1474年）地方官员们已经特意为灵威庙增建了邮亭。[41]以后灵威庙历次重建，邮亭也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附属建筑。与此同时，文天祥参谒灵威庙的故事也更为丰富具体，比元代增加了“进酒”、“献马”等细节：

旧传文山谒张、许庙时，尝酌卮酒以进，请与二公对饮。祝曰：如有灵，当以承马献。已而，杯忽而自倾其半，马立毙于庙门之外。因葬焉，今称马冢。[42]

林大春记录的这些故事，也为后来的各种记载广泛传抄。直至民国年间，庙前数十米处仍立有“文马碣”石碑，被指为“马冢”之所在。[43]

韩祠的建立在隆庆元年（1567年）。潮州最著名的韩祠无疑是宋代已建于州治的韩文公祠，历代均列入国家祀典，明代宣德十年（1435年）四月，也有“命潮州府祀唐韩愈”的诏令。[44]潮阳韩祠建立的理由，却直接与双忠庙有关。首倡者为当时刚刚就任潮阳知县的黄一龙：

龙因政暇登临，祗谒双庙，顾谓僚佐叹曰：夫二公之来，以韩公所在也。今二忠有庙，公可独无？且像公者，故在沙门（指成化间在潮阳灵山寺所建之留衣亭，内有韩愈像----引者注），然废久矣。纵令犹存，曷足以示崇重？闻公尝至东山，自斯年始可乎？于是县丞楼椿、主簿包大 及典史叶世隆辈咸以为宜。境内士夫闻而赞之， 遂捐俸抡材，卜日兴工，作大堂一所，取予家（林大春----引者注）所藏遗像，塑公形惟肖。自是见者冠服俨然，如目击当时行部潮阳事矣。台下筑台，台覆以亭垣古树于其内，杪与堂檐相接，浓阴掩映，望之森然。门设祠扁，外有豫章，俯临碧渠。渠上为石桥，桥有石栏，南涌沧州，东悬翠壁。一方灵气，恒萃于斯云。[45]

在黄一龙建韩祠之前二年，林大春已在《重建灵威庙碑》中，记录“双忠”来潮与韩文公关系的新的“证据”。这次记载的内容与元代刘应雄的说法并无二致，所不同者，林大春指传说直接来自睢阳，而且是他本人亲耳听到的：

林大春曰，余尝守睢阳，亲吊二公百战处。及询之故老，犹能知公来潮阳事。说者谓：昌黎韩公尝白许公于朝议之后，后坐佛事谪潮，潮人祀之。故二公之来，以韩公所在之地也。[46]

至此，在多年有心无意的经营之后，潮阳东山双忠、大忠、韩祠三庙交相辉映，出现了一个在地域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祭祀中心。每年春、秋二祭之时，大小官员、本地士绅络绎于道，三庙祀典相同，均“献奠如帝仪”，可谓一时之盛。更为重要的是，东山诸庙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与士大夫的品味情趣格外契合，潮阳东山逐渐成为当时潮州士大夫心目中的文化“圣地”之一。历次编修《潮州府志》 和《潮阳县志》，都收录许多关于潮阳东山及其庙宇的酬唱诗赋。官员、士绅也不时在东山雅集，如嘉靖四十四年“东山新庙告成，候（署潮阳知县郑良壁----引者注）因乐与乡士大夫登览而赋之”，[47]其唱咏部分仍见于《潮阳县志》。

潮阳东山祭祀中心的出现，与明代中叶潮州士大夫集团形成的历史过程是相一致的。十六世纪潮州经历过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其内容之一，就是出现了薛侃、翁万达、林大春、林大钦、唐伯元、林熙春等一批有地位的本地士大夫，士大夫的政治权威和文化影响力较之前代大大增强。清代道光年间潮州教授冯奉初认为“有明一代，潮州人才之盛，足以凌跨中州，为山川增色”[48]，因而编辑《潮州耆旧集》，所录明代潮州二十家文集，有十四家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之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难看出，潮阳士大夫营造东山的文化氛围，具有更深刻的地缘 政治的涵义。林大春在《潮阳县志》中描述东山的形胜之后，就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抱负：

林子曰，往余尝游会稽之东山，寻故晋征西将军谢安登眺处，见其卑之乎，无甚奇观也。因叹安石以叔世雄才，翊载晋室，仅贻江左偏安，不能东望岱岳，西窥蒿少，徒以区区山水之好，犹能俾此山垂名不朽如此。若吾邑东山之胜于会稽，岂有让哉？特以所在僻远，不得斯人以张之，遂使其名弗克大著于天下。彼世有席珍抱奇，不幸而晦处丘壑，或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者。非附青云之士，有恶能以自见也耶？由此观之，必有托而后传，因不独一山焉尔矣。[49]

四、灵验故事与“双忠行祠”的建立

尽管元代的庙记已经有了“公私有祷，其应如响”的说法，但就目前可见的文献，直至明代中叶，潮州地区尚未出现“双忠公”在本地“显灵”的记载。所有提到张巡、许远的文章、诗赋，讲的都是睢阳之战的英烈，托梦钟英的灵异，以及历朝皇帝的封典，至于“双忠”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则主要借助与韩愈和文天祥有关的故事来表达。潮州士绅一直引以为荣的就是，韩、文这二位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知名度”很高的士大夫，都在潮州建立过功业。

这种关于“双忠”信仰的解释，到嘉靖年间有了重大改变。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见到“双忠公”在本地“显灵”，为百姓捍灾御患的灵验故事开始被编制出来。最早记录这些故事的是嘉靖四十四年林大春的《重建灵威庙碑》：

天顺间，夏岭为乱，乘虚且袭潮阳，将至，望见城中车旗火炬甚盛，遂不敢进，因讨平之。

嘉靖庚申，漳寇夜入城，为翁别驾所破。当时闻贼众自言既入城，即手持尺铁不动，竟尔授首。父老相传，皆谓二公有阴兵云。

癸亥春，倭夷大举入寇，以云梯十道先登，乡兵庄七等奋击死之。贼兵大败，顾独恨，欲坐困我。又复造为临冲之车，以图后举。未至，客有被掳者，阴从贼所射书遗城中，言击车法甚具，且曰：贼围潮阳且两月不下，彼意亦欲遁耳。第窃闻之贼中，言往者来寇，尝有二神人见，今望之蔑如矣，意者，神其不护此邦耶？此乃所以久而不去也。为今计，莫若祷于双忠之祠，请夜见焉。不且迎神于城，以明为神，或一助也。书至，父老豪杰皆疑以为为贼间谍，且尝试于我。余独谓此若有合乎兵家用神之说者，从之便。于是与众祷之，复为二公遗像，夜出城上。贼望见，果大惊。既又稍用其法，连破贼车于城西南。于是矮夷始有遁意矣。会贼中有伪降者，阳为兵向贼，实持城中阴事以与贼，且幸不去为利。贼乃以千人积薪累城下，历昼夜，高可二丈许，城中危甚，莫知所出。父兄豪杰皆云，宜用火攻。会是时日暮风起，议未定。复如祠下祷之，请得反风，顷之，火下薪燃，天果反风，火大炽，鼓噪闻数十里。我兵从城上望见贼弃营走，所射杀焚死无数。明日，果遁去。其英爽如此。[50]

这三个灵验故事讲的都是平定盗乱、捍卫城池的内容，这也反映明中叶以后潮州地方的实际情形。当时地方社会激烈动荡，天顺以后直至明末，潮州一直深受“山贼”、“海盗”与“倭寇”之苦，如嘉靖时工部左侍郎海阳人陈一松“代乡耆民草”之《为恳天恩赐留保障宪臣以急救生民疏》所言：“潮州地方逖悬岭外，山海盗贼匪茹，　遭荼毒之惨者，垂十余年。群丑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51] 潮州各地城池、村寨一再被攻破，破城以后生灵涂炭，典籍、文物付诸一炬。而明朝的军队却是兵疲将弱，不堪一击，善于扰民而怯于御寇，保乡卫土的责任，基本上是由地方官员、本地士绅以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乡兵”来承担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义勇忠烈、捍城御寇著名的“双忠公”，很自然地成为官员、乡绅用于动员百姓的信仰资源。有意思的是，林大春在记录最后一个传说时，很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灵验故事“见证人”的地位。前引睢阳故老讲述“双忠”来潮缘由时，林大春已经充当了一次“见证人”的角色。这样的做法一再出现，考虑到当时动荡险恶的社会环境，其良苦用心已尽在不言之中了。

上引灵验故事中，提到嘉靖癸亥（四十二年）年间“祷于双忠之祠”，“且迎神于城”的安排，所指为潮阳县城内建“双忠行祠”事。如果从传说中的宋代熙宁年间算起，到明嘉靖时，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已经存在了近500年。此时距元朝皇庆元年赵嗣助等兴建的灵威庙落成，也已有250年。灵威庙始终是潮州地区祭祀双忠公的唯一庙宇。“双忠行祠”到建立，使东山灵威庙之外，出现另一个以张巡、许远为主祀神的庙宇。

“双忠行祠”是就潮阳县城内源泉社学改建的，隆庆《潮阳县志》记其缘由和及经过：

（社学）一在城隍庙西，坐通渠之上，曰源泉社学，以渠通源泉，取蒙养之义也。后因寇乱，士民请祷于东山双忠之神，动经数里而遥，又会中外戒严，往返不便，乃相率奉其遗像，入祀于此。因更名曰双忠行祠。有司朔望谒如城隍礼。[52]

当时，倭盗围城五旬，潮阳的官绅、百姓在城内拜祀“双忠行祠”时，城外东山的灵威庙已经毁于兵火，“栋宇为墟”[53]了。因此才有嘉靖四十四年灵威庙之重建。

然而，嘉靖年间建立的“双忠行祠”，安放双忠遗像仍属暂厝性质，“及寇平，神像仍归东山祠”，双忠行祠废。“嘉靖年间有鬻祠地之令，姚氏买为乡贤郎中增公祭业”。[54]嘉靖四十四年东山灵威庙重修告竣，次年即为嘉靖年号之最后一年，“嘉靖年间有鬻祠地之令”云云，当事发于“神像仍归东山祠”之后不久。可见，当时地方官员并无在灵威庙之外，长期保留另一祭祀双忠庙宇的打算。

不过，明末的动乱又使“行祠”的建立再次成为必要：

崇正甲申后，群盗蜂起，邑中士民请祷于东山，途经数里，中外戒严，朝夕不便往还。复迎像如城，而无专祀之所。乙酉知县孟应春始议就原址建庙。举人姚孙炳、贡士姚喜臣率族人义捐其地，生员马翔麟舍座地一区，贡士朱廷谏舍祠东侧铺地。[55]

乙酉年（1645年）已是清朝顺治二年，不过是时潮州在南明政权控制之下，仍奉明朝正朔。大概是由于地方动荡，政权更迭，重建“双忠行祠”的工程终于没有在南明官员的主持下完成。[56]

所以，直至明末，潮州祭祀张巡、许远的庙宇，还是只有潮阳东山灵威庙一处。蓝鼎元所谓“香火遍棉阳，穷乡僻壤皆有庙”的情形，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57]有清一代，潮州的双忠公信仰经历了一次更加明显的“地方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