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潮汕文化索源（上） 黄挺 [莫伯治建筑师事务所]

作者：黄挺 单位:汕头大学图书馆
　
潮州人和潮汕文化

　　在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潮州人确乎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一群体人数众多，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说，海外的潮州人有1000万人，差不多占了海外华人总数的三分之一。潮州人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意识，共同使用着一种汉语方言——潮汕话，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看潮州戏，演奏潮州音乐，喝工夫茶，喜欢吃很稠的白粥，而潮州菜现在已经成了风靡海内外的菜系。这些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得他们有别于其它华人群体——广府人、客家人、福建人等等。他们自称、别人也称他们为“潮州人”。
海外潮人的根，在广东潮汕地区（以现在广东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潮州人，是汉民族中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的一个支系。我们把潮州人所创造的文化名为“潮汕文化”，并给它以如下界定：
首先，潮汕文化是汉文化的一个地域性亚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区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潮汕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绵延起伏，东南瀚海连天，形成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其次，潮汕文化包含着许多文化特质，它们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与周边其它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其三，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自成体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徙，潮汕文化向海外传播，同时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开始追寻潮州人的根，求索潮汕文化之源了。

潮汕原住民及其文化

在探求潮汕文化的渊源和潮汕民系形成的过程，我们把自己的视野扩大到数千年之前。不过，也应该强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潮汕地区的原住民和早期移民所创造的文化，与作为汉文化地域变体的潮汕文化，有着质的差异。
通过对潮汕地区考古发现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数千年来在本地区发生的文化，复叠了多个不同文化类型的历史层次：
近年，在韩江口外的南澳岛后宅镇象山麓，发现了一处古人类活动遗址。据考古专家的推断，这一处考古文化遗址的年代，距离今天已经在8000年以上。它与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象山遗址采集到的文化遗物大多是长度不到3厘米的细小石器，石器的种类有削割器、尖状器、石钻和雕刻器。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似乎过着一种相当单纯的经济生活，他们用这些细小石器当工具，在海滩上捕涝采集鱼虾贝类作食物。由于这个遗址还没有经过科学发掘，其它遗物很少，对于这个遗址的主人的情况，还难以确凿了解（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等：《南澳县文化遗址考察记》）。
近几十年，在本地区古海岸、古河口附近的沙陇或低台地上，又发掘出一些距今6000－5500年的贝丘遗址。其中以潮安陈桥文化遗址，最有代表性。
在陈桥遗址发现的石器，种类较少。大部分是打制石器，有用河砾石打制而成的蚝蛎啄、手斧状器、砍斫器和敲砸器；磨制石器甚少，只有用细砂岩打制后再磨制的几件石锛。陈桥人在使用石器的同时，也使用骨器。陈桥遗址出土的陶器全是粗砂陶。胎色杂，灰色最多，也有红色和黑色的。器形以罐和钵为主。陶器表面磨光，部分施红彩，纹饰多贝纹：一种是利用贝壳的花纹，在陶器表面印出点纹、齿纹，一种是利用贝壳边缘，在陶器上刻划出线饰。陈桥遗址的陶器的特点很突出，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61年发表的题为《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报告书就说：“这里的陶器，不论质料、形制和装饰，都和广东及邻近省区一般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有所不同，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实，早在30年代，意大利传教士麦兆良（Fr·R·Maglioni）在海丰沙坑西（SOW）已经发现了有同样特征的陶器，并对它作了描写。继陈桥遗址之后，考古学家又在福建金门富国墩、平潭南厝场和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等遗址中发现了这种“饰篦点纹和贝齿纹”的粗沙陶器。这些发现在大陆未曾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而在台湾和国外却有很大的反响。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撰写了《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一文，对这种陶器的文化性质作了说明：
这几个遗址出土的陶器，从器形和纹饰上，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五千年到二千年前这一段时期之内的一个新的文化，与华北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平行存在。因为富国墩的发现而导致这个文化的新认识，我们不妨称之为富国墩文化。目前这个文化的分布，北到闽江流域的溪头，南到广东东部的海丰和潮安，中间包括金门富国墩与平潭。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与这个富国墩文化的关系密切，两种文化的显着特征都具备的遗址在台湾有台南八甲村，在福建有平潭。这是两个文化，还是一个文化的两种类型，现在还不敢说定。如是后者，不妨把这整个文化称为大坌坑文化，下面再分两个类型，即大坌坑类型与富国墩的类型。
从大坌坑文化的核心区域（台湾海峡两岸）向西，沿着广东的海岸一直到越南有不少时代相当的遗址，以绳纹陶器为特征，并有典型的双道或三道的篦划纹，但用贝壳缘部作为篦具的划纹，在已知的考古文献中似乎罕见。而更让学者们感兴趣的是，包括陈桥遗址在内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种？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台湾的民族考古研究引起的。汉族人进入台湾岛的时间，在明末。在这300多年时间里，台湾的原住民，居住在平原地区的、被称作“平埔族”那一部分，汉化了；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汉化程度很浅，至今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高山族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在太平洋众多岛屿上面的一个大的语系。它的分布地域相当辽阔，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水域的四分之三。学者们对使用南岛语的民族的来源，分别从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语言学家研究的结果表明：南岛语族的祖先，应该是住在热带的海滨地区；他们已经懂得种植芋、薯、稻、粟和果树，也进行狩猎，浅海的捕捞活动在他们的生活中更占据重要位置；他们能够制作陶器，有石、木、竹器工具，使用蚌贝；他们懂得纺织，有树皮布，居住在干阑式的房子里；造船工业和航海技术很发达。由于台湾的环境特征与上述研究结果吻合，高山族的历史文化研究，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切。“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些遗址所反映文化内容，与语言学家所拟测的原始南岛语族的文化基本相同。也就是说，包括陈桥遗址在内的“大坌坑·富国墩文化”的主人可能是现代使用南岛语的民族的祖先。另外，也有一些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高山族的祖先，是分成好几批从大陆东南沿海迁移到台湾的。其中年代最早的，大约在距今6500年前，最迟的大约在2000到2500年前（李亦园：《人类的视野》第37节）。
在台湾是否是原始南岛语族的老家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各持己见。但是，原始南岛语族的老家在中国东南沿海，基本是他们共同的看法。那么，陈桥人不是现代潮汕人的祖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1974年以后本地发掘出数目较多的被称作“浮滨文化”的文化遗址，这类遗址的年代，距今约3400－2900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目前，已发掘的浮滨文化遗址，分布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等四个流域。从众多遗址中，可以分析出浮滨文化的主人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发展状态。
从经济形态看：一，浮滨人已经踏进了青铜文明的门槛。许多浮滨文化期的墓葬，都出土了青铜武器和青铜工具。在福建南安大盈寨山甚至有成批青铜器发现，包括有戈五种，戚一件，匕首二件，矛一件，有段锛二件和铃八件。有些遗址还发现浮滨人冶炼铸造青铜器的迹象。二，浮滨人的制陶技术很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装饰手法简单。另一方面，浮滨文化的主人又能够制作大型的陶器，如大口尊；而且已经掌握了施釉技术，能够生产施釉陶器。三，浮滨人继承了在他们之先生活在本区的原始人类的航海传统，发展了海上交通和贸易。目前在珠江口两岸地区发现一些浮滨文化遗物，如香港大屿山蟹地湾出土的釉陶豆，应该就是通过海路从浮滨文化区输入的。
从社会形态看，一，浮滨文化遗址的墓葬形式，不是像本区新石器时代的墓葬那样，有基本相同的朝向和规格；一般都是在一个墓地里，大型墓居于中心，殉葬品较多，中小型墓围绕大型墓，分布周围，殉葬品少。这种墓葬形态反映浮滨人已经进入了等级社会，出现了不同的社会集团。二，在揭阳的浮滨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石质牙璋，牙璋是礼器，用与向上帝和祖先神明告成功，有着权杖的作用。这也说明浮滨人的社会中明显地已经有了等级的差别。三，在男性浮滨人的墓葬中，随葬品一般都带有武器，在饶平，有三分之一的墓随葬戈或矛。这种情况反映了浮滨人的社会，有一种尚武的习俗。这或者可以说明，当时的各个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较为频繁地发生。
从文化形态看，青铜期和施釉陶的制作，礼器的出现，都说明浮滨人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浮滨人进入文明社会的另一个标志，是刻划符号的出现。浮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近30种刻划符号，它们多刻划于器物的肩腹部及豆把上。目前所见的这些刻划符号一般都是单个存在，很难确认它们就是文字。但是，使用符号这一行为本身，也足以说明浮滨文化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中原商文化对浮滨文化的影响，是以江西吴城文化为中介而实现的。青铜戈、大口尊、釉陶这类遗物在形态上的接近，和众多相同的刻划符号，都反映吴城文化与浮滨文化之间关系的密切。在浮滨文化遗存中，中原文化因素已经融合于土著文化，发生变异。浮滨文化仍然是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是南方地区众多青铜文化中的一种。饶宗颐教授曾经就浮滨刻划符号的“王”标记，推断说，这“似乎表示浮滨在殷周之际曾经是属于越族的一个王国”（《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看来，浮滨人是当时杂处在南方地区众多百越种姓的一种，浮滨人使用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是没有问题的。虽然浮滨文化遗存集中分布于粤东的榕江、韩江与闽南的九龙江、晋江等四个流域，刚好同现代使用闽南语的福老民系的分布区域一致，但是，还不能够确认，浮滨人和现代潮汕人在血缘和文化上有多少关系。
公元前355年，楚灭越，有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迁播，给闽粤地区带来了更为先进的文化。结果，在本区持续了几个世纪的浮滨文化，戏剧性地突然消声匿迹，一种几乎覆盖着整个岭南地区的新的文化类型取代了它。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以大量越式青铜器和夔纹陶为特征。在本区，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明显有越国文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石器中出现了犁、锄、铲、大型锛等农具，而且有青铜农器发现。这说明了越人的先进稻作技术已经在本区传播，本区稻作农业的经营规模大大超过前一阶段。
秦王朝对岭南百越之君的征服行动，似乎未曾波及本区——至少在今天，尚没有十分确凿坚实的材料，可以证明秦人已经到过本区。秦末汉初，南越国自立于岭南，本区属南越辖土，考古文化的面貌，与珠江流域大致相同。南越的君主赵佗原来是南征的秦人，居南土日久，在习俗上已经越化。但是南越国的各项制度，都仿效秦汉，郡县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南越在南海郡增设揭阳县，本区的行政建置，就从这时开始。中原人也在这时候从南越转入本区。
上面列举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于本地区的诸文化类型，是由很不相同的文化特质构成的。我们决不能忽视秦汉以前在本地区存在过的诸文化类型对潮汕文化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在潮汕方言词汇中的少数与壮侗语、苗瑶语同源的底层词。但是，我们更不能模糊在本地区存在过的诸文化类型的质的差异，将它们视为一脉相承的一个文化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