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韩愈从政理念刍议 

　　　　　　　　　曾楚楠


　　 贞元八年(792)，韩愈听说自己原先十分崇敬的右谏议大夫阳城不尽职责，便写了《争臣论》对他作了规劝。他在文章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这一年，二十五岁的韩愈刚登进士第，尚未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辞考试(合格者才能授官职。)作为一介布衣，他已明确地把“居其位则思死其官”视为官员从政的基本准则，而在入仕以后，则将其付诸实际行动中。 
　　 长庆二年(822)，成德节度使王庭凑反叛，将朝廷十万大军围于深州。唐穆宗派韩愈前往宣慰。韩愈出发后，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担心他一去不回，宰相元稹奏云：“韩愈可惜”！穆宗也有悔意，立即下诏“令至境观事势，无必于入。”而年已五十五岁（逝前二年)的韩愈却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仍然毫不畏惧地前往镇州，在“严兵迓之，甲士陈庭”，一派腾腾杀气之中说服王庭凑，解了深州之围。 
　　 可见，在其位，谋其事；居其位，死其官，是韩愈从政的基本准则，而他也毫不含糊地将其贯彻到自己一生的宦途中。 
　　 儒家思想虽然有不少消极的因素，但它强调“修、齐、治、平”，积极入世，这对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期的唐代来说，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许的韩愈，自然会以之作为指导治道的准则与方针。 
　　 元和十四年(819)，韩愈由刑部传郎贬为潮州刺史。对他个人来说，这是一次沉重的政治打击，但刺史毕竟是州一级的第一把手，这与他以前多任属员、副职的情况大有区别，因而，他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说：“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按，《论语·为政》的原文是：“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法来诱导，用刑罚来整顿，民众只是暂时免于罪罚，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诱导，用礼教来约束，民众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显然，孔子的政治观点仍带有德礼至上的倾向，所以韩愈只引用孔子话语的前半部分而将其后半易为“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这一改动，表明了韩愈根据中唐社会的实际情况，已明确地把“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德礼为先，政刑为辅”定为其从政的基本方针。 
　　 韩愈从政理念有三个基本点： 
　　 l、以民为念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统治者总结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保民而王，莫之能御”等一类统治经验与治国方略。他们希望通过“爱民”、“利民”的手段，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这就是以儒家为代表的民本仁政学说。 
　　 韩愈的一生，以继道统、存纪纲；辟佛老，辨夷夏：反割据、保王权为依归，他要为之而奋斗终生，“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坚信，只要将儒家的民本仁政学说付诸实践，就一定能够调整或解决当时社会所暴露的各种问题，因而我们便可从他的诗文中不时感受到那种以民为念的言行与心声，即如他贬潮途中过曾江口时，正逢当地发水灾： 
　　 ……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犬鸡俱上屋，不复走与飞。篙舟入其家，暝闻屋中唏。问知岁常然，哀此为生微…… 
　　 (《宿曾江口示侄孙湘》) 
　　 就在自己尚且“茫然失所指”，“不知路所归”的时候，还不忘问民疾苦，从而发生“为生微”的哀叹。到达潮州后，当地同样是风不调、雨不顺。“以淫雨将为人灾……乃于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尔明神。”(《祭城隍文》)新刺史为民请命之情景，如在眼前。后来“淫雨既霁，蚕谷以成。织妇耕男，忻忻衍衍。”((祭界石神文》刺史又为稻蚕丰收，百姓安居乐业而喜悦，但到了深秋，阴雨又连绵不断： 
　　 稻既穗矣而雨，不能熟以获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复老以簇也。岁且尽矣，稻不可以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也。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百姓何罪，使至极也?神聪明而端一，听不可滥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又祭止雨文》)为了百姓的忧苦而向上苍虔诚祈祷，又敢于公开责备自己，承担责任，新刺史以民为念、关注农桑之情，灼然可见。 
　　 正因为韩愈能从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大局出发，所以在宦途上便时刻以民为念并相应地做出很多利民、惠民的好事，从而赢得民众的景仰、缅怀。贞元十九年(803）韩愈由监察御史“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新唐书·本传》)元和十四年贬潮州后，居官仅八月，更令江山改姓为韩！ 
　　 2、以才为本 
　　 人才问题，对于政治之隆替与国家之兴衰具有极大的作用与意义。韩愈认为，培育、选拔人才，乃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与祠部陆员外书》)，故为君为相者“论道经邦之暇，舍此宜无大者焉”(《上宰相书》)。因而他毕其一生，特别是在执掌一方政柄时，都以少有的热情对人才问题加以思考、探索或尽其所能予以解决。 
　　 人的才具、器识千差万别，对人才的使用自然也应有所差异。对此，韩愈在《进学解》中有精辟的论述。他以木材和药材为喻，列举了大木、小木；玉札丹砂、赤箭青芝、中溲马勃等物的特点与用途，借以说明兼收并蓄量才录用的道理，并归结为“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只有君相和各级长吏都以罗致人才为职责，才能使“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用)”，做到天下无遗才，朝野无遗贤。 
　　 韩愈虽然有怀才不遇的愤慨，但他却不因此而沮丧、而自甘沉沦，更不愿意像“二鸟”一样被当成玩物去“蒙恩入幸”。(《感二鸟赋》)他自己不肯屈服于现实，也经常劝慰那些处于困境、有真才实学的人，要“自强不息”，“以退为进”,(《答侯继书》)继续深造，以求大用。他更强调，对于那些“纯信之士，骨鲠之臣，忧国如家，忘身奉上者”，朝廷应“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说，周文王之举太公，齐桓公之拔宁戚，汉武帝之取公孙弘。”(《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一句话，要敢于破格用才。他是这样主张的，亦是这样地践履着。就在因谏迎佛骨被远贬潮州刺史时，他仍毅然擢拔潮州贤士赵德于蓬茨之中，让他摄海阳县尉、主持州学，使潮州的教育事业不因外地籍官员的频繁调动而受到影响，从而揭开潮州教育史上新的一页，而他也因此赢得潮人世代景崇。 
　　 3、以教为重 
　　 人才与教育之间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人才的培养，实质上就是一个引导教育人的过程。视人才乃“为国树根本之道”的韩愈自然要高度重视教育。而他多次出任太学、四门学、国子学博士，晚年又担任国子监祭酒，因而其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以教为重”亦必然成为其从政理念的又一支撑点和闪光点。最能体现韩愈从政中以教为重的实例，仍应数他在潮州兴学一事。 
　　 在韩愈之前，潮州刺史常怀德、常衮等都曾经“兴学教士”。但因种种原因，以致韩愈到任时，“此州学废日久”。为此，韩愈特向上呈递了《潮州请置乡校牒》，可以说，这是一份能较全面体现韩愈重教理念的纲领性文件。 
　　 首先，他明确指出：治理一个地方，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而“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这是教育的根本目的。 
　　 其次，教育办得不好，地方出不了人才，责任在各级主管官员。潮州长期“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度于有司者”，使“忠孝之义不劝，亦县之耻也！”而究其原因，就是“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遂致“里闾后生，无所从学尔”。 
　　 第三，选择良师，是办好教育的关键。良师的标准，应该是德才兼备。良师一旦选定，就必须委以重任，让他们有权有责，专心施教。他在文章中说的：“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这一段话，已把上述观点表达得非常清楚。 
　　 最后，办学还须有相对完善的措施。为了解决办学资金，“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供学生厨馔。”据《唐会要·九一》所载，开元二十四年定令，四品官（潮州刺史为正四品下阶)月俸十二千四百。百千相当于他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即是说，韩愈把治潮八月的俸金，全数捐给了州学。以一受贬罪臣而能如此热心当地教育，确属难能可贵。 
　　 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话虽不无溢美之嫌，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韩愈践履其以教为重的从政理念的可贵精神，以及对推动发展潮州的杰出贡献。 
　　 综上所速，笔者认为，韩愈的从政理念可概括为：其从政的基本态度是，在其位谋其事；其基本方针是：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他从维护与健全封建秩序的大局出发，以民为念，以才为本，以教为重，并在近三十年的从政历程中切实践履，体现了独特、可贵的从政精神：不避艰险，克己奉公，勤于实践，敢为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