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与区域历史研究——以晚清海阳吴忠恕事件为例（二）
黄挺 [《潮学研究》11期 ]


四、文学文献的讨论 
　　 
　　 对于本文而言，别种文献指的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士大夫诗歌创作和流传民间的歌册《吴忠恕》。这类资料都是文学文献，可不可以利用来做历史研究?如果可以，又应该如何利用它?更具体说，可以在什么样的研究角度下，在什么程度上，去利用它? 
　　 (一)文学文献的客观性问题 
　　 可不可以利用?实际上是在质疑这些文学类文献的“客观性”。因为文学作品大多免不了要结藻搞文，凭空杜撰，以抒写一己情慷。也许，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从话语本质看，历史文献和文学文献并不能有一道划界的鸿沟。 
　　 在上面一节，我们已经讲过，诸如《潮乘备采录》、《海阳县志》这一类书，在读者的心目中，理所当然地属于历史叙事，而且这种叙事也理所当然具有被认定的“客观性”。但实际上，这一类叙事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整个事件过程的情节剪裁，因为谁也不可能小大不捐地、或者说“全息”地记录下事件的“整个”过程，在取与弃之间，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叙述者观念与思维的左右。或者说，我们所读到的这些历史叙事，已经不可能是作为叙述对象的纯然客观的事件本身。事件不可避免地在叙事过程被剪切。而这种剪切彻底浸渍着叙述人的思想和情感。 
　　 这样看来，历史文献和文学文献在话语本质上，又有多少区别呢?难怪有人会说，历史写作是“一种以叙事散文形式呈现的文学话语结构，意图为过去种种事件及过程提供一个模式或意象。经由这些结构我们得以重现过往事物，以达到解释它们的意义之目的。” 
　　 在这种前提下，以吴忠恕事件为题材的文人诗和民间歌谣，尽管被赋予了与上述史籍不同的叙述话语形式，却有着与历史叙述相同的功能，这种历史叙述经常被我们不用证明地认定具备“客观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学文献来解读“历史事实”。当然，这种“历史事实”并非被陈述的对象本身，但是当陈述成为“作品”被阅读，它也就作为另一种以“对象”身份出现的历史事实了。 
　　 也就是说，这些文人诗歌和民间歌谣，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吴忠恕事件发生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和人。 
　　 第二，在历史研究中把文学文献作为史料使用，在中国，这种做法不但古已有之，而且成绩斐然。这就是“以诗证史”的传统。 
　　 邓之诚先生认为，“以诗证史”的提法，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其实，我们不妨把“以诗证史”的“诗”视为广义的文学文献，包括诗、文、小说、戏曲、唱词等等体裁。如果把“诗”视为广义的文学文献，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已经出现诗文人史的事实。《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晋书》的《陶渊明传》，两《唐书》的《韩愈传》，都是正史中极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这一类传记中，传主所创作的诗文，被当作表述其观念和行为的最好的依据。在这里，史书的作者(历史的叙述人)让传主(被叙述者)直接与史书的读者(接受者)对话，使读者产生亲临现场，接触传主，了解其所思所为的感觉，从而更加相信历史叙述的真实客观。至于小说、戏曲的可以作为研究它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的资料，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师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可以说，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在“以诗证史”的实践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最辉煌的榜样。姜伯勤教授指出： 
　　 陈寅恪先生的“以诗证史”，已经是一种跨越文、史，亦文亦史的文化阐释。在陈寅恪先生的史学道路上，以《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为标志，寅恪先生广义文化史研究，已经从偏重制度文化史、偏重以文化解释种族的中心议题，转向以研究社会风习和时代感情、社会转变中的价值变迁为重点。也许可以补充，与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相应，陈寅恪先生在史料的采用上，也有了变化，即从采用以“正史”为中心的历史文献，转而采用诗、文、小说、弹词一类文学文献。 
　　 下面，我们分别就上文提及的两类文学文献，当日士大夫的诗作和潮州歌册《吴忠恕》，进行讨论。 
　　 (二)记录吴忠恕事件的文人诗 
　　 现在能够读到的，记录吴忠恕事件的诗歌，也许只是当年经历离乱的士大夫们感时伤世之作的小小一部分。这些纪事诗的作者，都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经历世变，形诸吟咏，既叙述当日史事，也吐露自身心曲。 
　　 尽管这些诗作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和思想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流露出来的个人的情感和思想的真实性却同样无可怀疑。毕竟不是吟花弄月，不是奉贺酬唱，在重大的世变面前，中国古典诗歌诗史的传统，要求文人们必须十分真实地记录下自己在当前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思。 
　　 现在所能读到的这几个人的诗，倪元藻和陈方子重在写情，而钟声和与杨立高偏于叙事。 
　　 倪元藻的《夏日感事》是七律组诗，写作时间应该在咸丰甲寅(1854)五六月动乱初萌之时。其中有两首诗特别值得注意。其二： 
　　 闽中才喜振兵威，借箸何堪竟失机。痛哭三军猿鹤化，疮痰四野鸟蛇围。臧洪殉友心甘死，先轸平戎首未归。差幸孤城严锁钥，妖魔胆已落神旗(郡中双忠庙神灵佑退贼)。 
　　“闽中”句，讲潮州知府吴均事。 
　　 中间“痛哭”两联，则写海阳知县刘镇龙湖兵溃事。这事实在地方志中也有记述： 
　　 
　　 忠恕竖旗倡乱，各属贼匪俱为响应。刘镇会同司金国梁统兵进剿。忠恕闻刘镇、金国梁将至，分党进据鹳巢，又分扎古楼乡为特角，蹙官兵于龙湖。镇等屡战不捷，为所困，饷路断绝，敛兵溃围回郡城。时潘刘堤溃二百余丈，河水流渐。有伏贼伺其半渡截击，官军败，兵勇多没于水。镇与国梁仓黄入城。 
　　 
　　事在甲寅六月初四日。县志接着说，刘镇兵败人城后，“诸无赖张揭帖云，官兵不足恃，贼至当自为计。人益惶惑”。于是城中士绅开始组织团练，协助官军守城。双忠庙在郡城内新街头，雍正六年建。庙神灵佑退贼之事，未见方志记载。但既然有这种谣言风行，也足以说明当时城中人民，对官府维护治安的能力完全丧失信心，惶惑无措的心理。其三： 
　　 
　　 灾患当先弭未形，蝇声适足乱人听。头衔共讶添搜粟，踪迹谁知愧盗铃。遇事模棱多味道，存心忌刻半延龄。可怜虚负苍生望，木偶衣冠祷弗灵。 
　　 
　　由于对“当日之事实”还不能有更多的了解，使我们在具体诠释这一首诗的时候感到困难。但是，诗歌里流露出对海阳知县刘镇的讽刺，却是不难体味到的。对吴忠恕事件发生初期的情况，县志的记载说： 
　　 
　　 先是，忠恕因流民失业，与游僧亮聚宝云寺，纠众拜会。有某生密禀知县刘镇，镇疑挟嫌，置不理。匝月聚数千人。……遂椎牛飨众，开旗倡乱。 
　　 
　　看来，刘镇处理这次动乱的犹豫和掉以轻心的态度，确实让士大夫们深感不满。这种不满在陈方平的《九日感事》诗第一首里头同样也表现得很清楚，诗的颈联“游移每坐袁公误，慷慨非无剧孟才”有附注，说： 
　　 
　　 五月辛酉，官军下龙湖乡进剿，家君募乡兵从。壬戌战，小利。是时贼众尚未大集，凶惧欲散。家君建议乘势急击，会当事者梗，其谋不果。迨啸聚益众，滋蔓遂难图矣。 
　　 
　　这一则附注，可以补充地方志记载的不详尽处。 
　　 钟声和在《甲寅遇变五首》中刻录了自己对叛乱事件的记忆。自《闻警》至《解围》的整个围城过程之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下面两首： 
　　 
　　 《减籴》 
　　 仓廪素储无几催爷典衣。 
　　 《困城》乌能遍赈民饥。幼儿忍饿难过，竟日 
　　 四面黑烟长锁，逼真水泄莫通。恨身不长双翼，那得飞出樊笼。 
　　 
　　 按《潮乘备采录》、《海阳县志》诸书记载，从甲寅年(1854)六月下旬开始至九月下旬，吴忠恕及其同盟者的队伍围困潮州城达四个月之久。闰七月之后，城中粮米买卖停歇，官府开仓平粜应急。到九月十八日，仓储将尽，城中人人自危。《减籴》描写了当时承平日久，官府应变能力不足的窘状。“幼儿忍饿难过，竟日催爷典衣”两句，正可为史书记载的生动注脚。《困城》后两句，自是诗人久困围城之中，急欲突围而出的心声。大约当时被困在潮州城里的百姓，大多数心中都有这样的想法。陈方平在《昆南弟携家避寇于古巷，秋宵独坐，感念时事，书以寄》七律组诗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愿。组诗第四首的尾联“村居亦比围城乐，破闷时浇酒满卮”，表现出那一种对逃离围城、蛰居乡村的兄弟的羡慕，与明末清初乡村地主为避乱而城居的行为，形成一种十分耐人寻味的比照。 
　　 面对动乱，士大夫们的立场与官员们有所不同。在上面几个人的诗作里已经不难体味到，而在杨立高的吟唱中，有着更加分明的表达。做为城市里一位普通的绅士，他在起义者围城的过程，颇为积极参与团练的组织，并担任稽察。城上巡守，门楼值夜，不辞辛劳。《和观察风公(乡团告成)之作》其二： 
　　 
　　 兵气征民气，恩明觉谊明。州人争破敌，战士耻偷生。如此同袍志，都缘德政声。愿言加体恤，比户又坚城。 
　　 
　　因为是奉和之作，不免有谀上之辞，但是像“兵气征民气”，像“州人争破敌，战士耻偷生”这样的诗行，确实显示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掌关(匪迫郡城，余忝稽察之任)》诗也许更接近诗人的真实情思： 
　　 
　　 久怀招隐念，竟作抱关人。忝任投闲职，惭非报效身。但当桑梓急，敢惮棘荆辛。樗栎原无用，犹堪爨下薪。 
　　 
　　他此时的所作所为，只不过为了家园的急难而已。正因为本来固有的对政治的超然态度，使杨立高能够用比较公平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次叛乱事件。请读读《甲寅录事》诗： 
　　 其一《彩塘聚众》 
　　 措置乖方贼势成，民间亦有不平鸣。频年祸水遭奇厄 (时城南堤崩)，编户饥民酿乱萌。临莅宰官贪有迹，仓皇寇盗起无声。一朝烽火摇中外，处处蜩螗与沸羹。 
　　 其二《龙湖进军》 
　　 潦草干戈起片时，谋筹消息贼巢知。军无统纪威难济，众集奸民志早移。今日官军明日盗，前营败卒后营师。循环战守浑无效，一怯归来胆气离。 
　　 其三《学宫募兵》 
　　 蜂拥纷纷逐队观，此来半是为饥寒。花名我已无心辨，莱色人真不忍看。漫说天山三箭易，即言太傅一裘难。芸生富教今何术?且向宣尼祝治安。 
　　 
　　除了和倪元藻的《夏日感事》一样，透露出对“宰官”和“官军”的不满之外，杨立高在他的诗里，没有避忌的表示了对百姓的同情。这种情感使他在今日也得到评论者的称赞。在杨立高眼里，频年水祸，饥民酿乱，本来是不平则鸣；城池被围，团练募兵，应募者蜂拥纷纷，也同样为饥寒所驱。这个世界本来充满了荒唐悖谬。做父母官的，贪劣之迹昭昭；今日的官兵，保不准明天就做了强盗。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对记录吴忠恕事件的文人诗做这样一个评价：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士大夫们只是因为情势的推挽，不自觉中被卷入进来。组织团练，司夜抱关……都只是为了自身利益，为了身家生命。地方安靖，杀“贼”邀功，都同他们毫无干系。这样一来，这些文人诗虽然是一身感受主观情怀的抒写，反而能比《潮乘备采录》甚至《县志》更为公允地反映吴忠恕事件的过程。我们的这种看法，在杨立高的诗里，可以找到特别有力的佐证。 
　　 当然，我们也充分了解：一己的经历，难免限制着文人们的视野。这些诗歌所咏诵的，不过是一时一事。作为史料，它们终究只能够对整个事件的某个局部做些补充。不过，这寥寥一点笔墨，毕竟可以让我们想象中的历史画面，显得更加充实而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