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与区域历史研究——以晚清海阳吴忠恕事件为例（一）
黄挺 [《潮学研究》11期 ]




　　 
　　 一、引言 
　　 发生在咸丰四年(1854年)的潮州海阳县吴忠恕事件，是晚清潮汕历史引入注目的重大事件。 
　　 事件从这一年五月延续到十月，历时半年多。吴忠恕聚众起义，攻缄略地。响应者前有澄海王兴顺，鹳塘陈阿十；继有潮阳郑游春，揭阳李如珠、黄宝丰、洪阿拔等。其活动地域以海阳、澄海两县为中心，旁及揭阳、饶平、潮阳、惠来等县。在这期间，地方官吏左支右绌，穷于应付；乡族之间合纵连横，尔争我夺；城市绅民终日惶惶，保安团局于是应运而生。这次起义潮州府地方上的影响远在前此的潮阳黄悟空、后此的揭阳林元剀两次会党起义之上。 
　　 与之相应，吴忠恕事件至今还有较多文献材料存留。相对而言，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成果很少。我们希望能够对这一事件做些尽量深入的研究，而研究的前提则在于我们今天能够得到多少研究资料，并且必须先对这些资料的来源及其内容的信度进行讨论。 
　　 
　　 二、吴忠恕事件的研究资料 
　　 
　　 在这一节，我们的问题是，现在可以读到多少有关这一事件的书面材料? 
　　 现在可以读到的关于吴忠恕事件的文献资料颇为丰富。就我所经眼的，有以下若干种，按照写作时间先后，大致上可以作如下排列： 
　　 (一)陈坤《潮乘备采录》中有“海阳贼吴中恕等之乱”一文。该书现存东府巷儒美斋刻本。这本书刊印时间不详，不过书前有署名“耦苏氏”的作者自序，写明写作的时间是“咸丰十一年暮春上浣”，咸丰十一年公元纪年是1861年，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应该在这一年之前。 
　　 (二)陈坤《粤东剿匪纪略》中，自咸丰四年五月至十月，有剿灭吴忠恕之乱的记载。我所读到的《粤东剿匪纪略》，是四川大学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野史集成》第46册里头所收录的油印本。油印本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在1962年根据“粤东省城西湖街艺苑楼”刻本重印，原本刊印时间也不详。书前有王澍《序》，篇末署“同治十年辛未五月会稽王澍识于琼台”，又有陈坤《自序》，纪年是“同治十年岁次辛未四月上浣”。同治十年公元纪年是1871年，则该书写成，应该也在这一年之前。 
　　 (三)当时士大夫亲历事件，形诸吟咏，流传至今日的诗作，我所经眼的计有： 
　　 1．杨立高《爱吾庐吟草约钞》中有《甲寅录事四首》、《和观察凤公〈乡团告成〉之作》及《倒和前韵》、《掌关(匪迫郡城，余忝稽察之任)》、《城楼司夜》等诗。《爱吾庐吟草约钞》是《三渔集约钞》中的一种，我所读到的是杨氏后人在 1996年用电脑打字的油印本。 
　　 2．钟声和(甲寅遇变五首)，倪元藻《夏日感事》和《昆南弟携家避寇于古巷，秋宵独坐，感念时事，书以寄》，陈方平《九日感事》，见温廷敬所辑《潮州涛萃》。 
　　 这些诗歌的写作时间或者可以推知，或者不能确断，却都是歌咏时事之作，其创作时间，应当不会晚于上面(一)、 (二)两种。 
　　 (四)卢蔚猷主修、昊道镕总纂《海阳县志》，卷二十五“前事略”咸丰四年五月至十月，也记载昊忠恕事件全过程。 (海阳县志》卷首有纪年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即公元1898年，由联元、李土彬、池伯炜、李芳兰所撰的四篇序言。卷首的牌记，则告知我们，该志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即公元 1900年，由潮城谢存文馆承接刊刻。志书撰成时间，应该在 1898年。 
　　 (五)潮州歌册《吴忠恕全歌》 
　　 此书有旧刻，内文题《新造吴忠恕全歌》，有“潮城府前街瑞文堂藏板”字样，刻板时间不详。大约书板后来转卖其他书店，故封面题《古板吴忠恕全歌》，又有“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出板”字样，印刷时间也不详。根据歌册中某些字句推断，刻印时间应该在民国以后。 
　　 1992年，汕头群众艺术馆编印由薛汕先生整理的《潮汕歌册选集》，上册收有此歌，题《吴忠恕》，内容有改动qo。 
　　 (六)饶宗颐辑订《潮州志•大事志二》，自咸丰四年五月至十月，也有吴忠恕事件的记载。该志由潮州修志馆在汕头印行，书中未曾标明印行时间。从《潮州志》编纂的总体情况看，《大事记》应该在1949年以前写成出版。 
　　 (七)新编地方志的记载。1980年代开始，潮汕地区开始编纂新地方志。由于受地方行政区划分合的影响，《汕头市志》和《潮州市志》的“大事记”都记载了吴忠恕事件的始末。实际上，这两部志书的记载，只不过分别节录自先期编写的资料本《汕头大事记》和《潮州二千年》。而这两种资料本的写作时间，都在1980年代后期。 
　　 按照时下对文献常用的分类方法， (一)、(二)、(四)、(六)、(七)条各书，可以归人历史文献类，而(三)、(五)两条各书，可以归人文学文献类。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评价这些资料的史料价值?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从这些资料中获取吴忠恕事件的历史事实吗? 
　　 
　　 三、研究资料中的历史文献 
　　 
　　 资料的全面掌握，自然有助于我们的研究。不过，我们所面对的这众多资料，对事件的陈述各有异同，也就是说，在这些材料中，不同的叙事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去陈述这一事件。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这些内容或同或异的资料，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这些不同的记录，究竟述说着什么样的记忆?在不同作者的陈述中，究竟有那些东西被遗忘，而又有那些东西被创造出来?这将关系到，在对吴忠恕事件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如何使用这些资料? 
　　 先讨论历史文献。 
　　 (一)文献的性质 
　　 在上述文献中，《海阳县志》、《潮州志》、《汕头市志)和《潮州市志》是地方志书，《汕头大事记》和《潮州二千年》是修志过程先行编写的资料本，与志书性质相同。这些都毫无疑义。《潮乘备采录》和《粤东剿匪纪略》简单做一点交代。 
　　 《潮乘备采录》其实也是为重修潮州志准备的资料本。耦苏氏在《潮乘备采录序》中说： 
　　 余读《潮州府志》，自乾隆中周太守硕勋纂修之后，迄今百余年，其间岂无事迹可纪者?而文献无微，莫可稽考。甚矣!纪载之不可已也!……余乞观吴公公牍，乃并得观其为汪公诸作。而潮州近年剿定逆匪，添建湖山城，修堤诸事，灿然在目。不禁叹曰： “此皆潮之大事也。及今不有以纪之，他日年远事湮，又将如前之不可考矣!”顾公牍繁重，不能尽录，乃撮其要者，作为纪略，并择文禀告谕数十篇附于后，专为异时修志张本。此《备采录》所以名也。“专为异时修志张本”一句，已经把这本书的资料本的性质讲得很清楚。 
　　 《粤东剿匪纪略》是一部地方杂史，记录了清代咸同间广东地方的社会动乱。陈坤的《自序》说： 
　　 甚矣，治粤之难也。奉檄以来三十年矣，九府四州，足迹几遍。目击时事之孔亟，身经大敌之当前，思笔于书，作而复辍。同治六年秋，奉委清查局务，始得于存档文报中，摘其崖略，属郑禹臣二尹洪淮录之。自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五年，顺其岁月，编次五卷。王缦卿广文云书复加参订，虽未详核，规模粗具。……是编之成，俾在下者知法网不可以终漏，而兴起其畏惧之心，则守法奉公，长为我圣朝敦耕善俗之良。有民社者，于抚字催科之外，资其耳目所未及。亦知往事已如斯，庶不无小补云尔。很明白地给我们交代了这本书编写的过程和目的。 
　　 (二)史源 
　　 每一种严肃的历史著作，必定有它所依据的原始材料或者前人的记述；而它本身，也可能成为后人的历史写作的依据。因而，追寻史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有关某一历史事件的各种记载的来龙去脉，判断与评价这些记载的价值。 
　　 上面提到的与吴忠恕事件有关的8种历史文献，写作时间最早的是《潮乘备采录》。这本书的作者陈坤是亲历吴忠恕事件的当事人，但是，从上面引用过的序言可以知道，陈坤写作的依据，则是幕府为潮州知府吴均和海阳知县汪政草写的公牍。这是记述吴忠恕事件的一种原始材料。 
　　 《粤东剿匪纪略》出于同一作者之手，写作时间比前书慢了十年。作者在《自序》中说，他编写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于文报档案。那么，可以认为，《粤东剿匪纪略》和《潮乘备采录》出自同一史源。对读之后，我们又发现，《粤东剿匪纪略》记录的吴忠恕事件，在内容上对《潮乘备采录》多有补充。这或许是陈坤有意为之。不过，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记述，大多秉承《潮乘备采录》。《粤东剿匪纪略》则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影响。 
　　 光绪《海阳县志》有一部分记述，采自《潮乘备采录》，但是《县志》对{潮乘备采录》作了较多的补充。所增加的内容，来自修志时的采访册，这又是记述吴忠恕事件的另一种原始材料。 
　　 《潮州志》对吴忠恕事件的记述，基本上采录光绪(海阳县志》，有几条资料，如吴忠恕、陈亚十举事的时间，吴忠恕等人就刑的情况，采用了《韩江记》。《韩江记》是海阳人林大川所写的笔记文，当时人记当时事，耳闻目见，也可算是原始材料。 
　　 至于1980年代以后编撰的4种新志，都根据《潮州志•大事志》来描述吴忠恕事件。只是，《汕头市志》和《汕头大事记》注明了文献依据，而《潮州市志》和《潮州二千年》未尝明确注出。当然，新志的叙述话语完全不同于来源文献，表现了时代和作者立场转换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讨论。 
　　 我们可以用下面图式，表示记述吴忠恕事件的各种历史文献之间的关系： 
　　 




　　 (三)时代、立场与客观性 
　　 史志文献资料，自来被目为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对这些历史文献，后人可以补遗、释义，可以批评、质疑，可以考证、订误；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这些文献整体的客观性。这种对历史文献；‘客观性”的认同，业已成为传统。 
　　 但是，我们应当对这种传统提出质询。无容置疑的是，每一种文献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他的社会观念和立场，文献写作的目的，都将影响他对发生了的事实的认知和记忆。文献的记述，对历史事实也就已经有所抉择取舍。每个记述者，都会把自己所关注的部分事实拿出来，侃侃而谈，而他所不愿意谈论的那些事实，则会被自己从记忆里剪切掉，以至完全遗忘。那么，我们是否还认同这些文献资料的“客观性”呢? 
　　 还是回到我们要讨论的具体资料中来。我们已经了解吴忠恕事件各种记载的相互关系，便可以从最原始的材料开始讨论了。 
　　 首先是陈坤所赖以编辑成书的公牍。公牍是上下级机关之间往来的文件。吴忠恕事件发生后，官员们会在如何应对这些犯上作乱的细民的问题上，请示、指示、报告，形成一系列文件。文件的性质，决定了它所陈述的重点，在剿平作乱贼匪的方略和过程，它所强调的必然是官吏们在这个过程中的赫赫战功。至于事件发生原因，乱民的规模和组织情况，事件过程中的乡村矛盾冲突，地方绅士的态度与行为，等等，只是简单提及，甚至略去不谈。这就是说，作为最原始的材料，公牍本身对事件的记述，“客观性”已成问题。 
　　 其次，陈坤在编书的过程，对这些原始资料，有意识地进行了筛选。《潮乘备采录序》讲得很清楚： 
　　 
　　 顾公牍繁重，不能尽录，乃撮其要者，作为纪略。 
　　 
　　陈坤究竟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对“海阳贼吴中恕等之乱”一文中，平乱一方官吏士绅做了一个统计，结果是：在这篇文章中，官吏士绅一共出现120人次，其中陈坤出现了17次，汪政出现了25次，其他34人一共出现78次。详见下表： 
　　 



　　统计数字说明，陈坤选择资料的时候，有意识突出自己和汪政的作用。如果注意到他和汪政同是顺天府人，当时又担任汪政的副手，那么，这种选择就很可以寻味了。很显然，陈坤对吴忠恕事件的记述，深受个人的功利的因素影响。 
　　 大概光绪《海阳县志》的作者也觉察到《潮乘备采录》的偏颇，在修志的时候，虽然也采撷了这本书的材料，却明显有所选择；并且以采访册的材料补充了对这一事件的陈述。 
　　 县志陈述与《潮乘备采录》有两个不同：第一，虽然它的重点同样在官府剿匪的方略和官吏们的战功，但是，陈述事件过程涉及的官吏和每个官吏出现的次数，与《潮乘备采录》有了比较大的差别。第二，陈述过程提到的地方绅士人数，成倍增加。 
　　 为了方便比较，我们把(表1)复制在下面，再增加县志里新出现的人物，制作成(表2)。表中“出现次数”空白的，是《潮乘备采录》原有而未被光绪《海阳县志》提到的人物。 
　　 



　　 对照两表，我们不难发现：第一，在《潮乘备采录》中被有意突出的陈坤和汪政，在光绪《海阳县志》出现次数明显减少。第二，光绪《海阳县志》中汪政出现12次，仍居众人之首；其次则是刘镇的8次。不再被提到的地方官员，有委员知府蒋立昂、澄海县令张邦泰、代理潮阳县事钱伯承、原海阳县令帖临藻、知县许延彀。第三，官吏和绅士的人数比，在《潮乘备采录》中是27：9，在光绪《海阳县志》中变成23：19。 
　　 出现这种变化其实并不奇怪。第一，刘镇和汪政是咸丰四年(1854年)吴忠恕事件发生过程海阳县前后两任知县，刘镇在事件发生之初，弹压不力，被撤职留用军中效力，由汪政继任，最后把事变平息。海阳县的地方志书，在记述事件经过的时候，更多地提到刘镇和汪政，而对当时只官居潮阳县丞的陈坤，没有突出提起，当在情理之中。第二，在光绪《海阳县志》中，地方绅士人数的增加，主要集中在据采访册补充的那些部分。而负责这些部分内容的采写工作的，都是贡生、廪生和生员。他们采访的对象，应该也是地方士绅。采访册的陈述，将地方士绅在事件过程中的活动和他们所起的作用作为重点，也在情理之中。这种变化其实已经为县志编纂的立场和目的所决定。它并不说明县志对吴忠恕事件的记述，比{潮乘备采录》更加客观真实。 
　　 《潮州志•大事志》基本上沿用了光绪《海阳县志》，并恢复了被县志删节的《潮乘备采录》的一些内容。它也采摘了《韩江记》的三条记载： 
　　 1．(咸丰四年)五月十五日，吴忠恕开旗举事。 
　　 2．六月廿八日乙未，陈阿十起事。 
　　 3．(十月)初九日甲辰，凌迟和尚亮。二十三日戊午，凌迟吴忠恕、李如珠，余皆正法。陈亚十掘冢开棺，戮尸示众。观者如堵。潮贼平。《韩江记》是一种笔记，从文献分类看，它属于文学文献。《潮州志•大事志》采摘了这三条记载，很恰当地利用了它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使事件的陈述更加准确、具体。 
　　 如何把文学文献作为史料使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会在下文再讨论与吴忠恕事件有关的几种文学文献，这里从略。 
　　 前面的讨论，实际上都涉及到后人在陈述事件的时候，如何传承、解读前人对这一事件的记录。我们看到，即使是 1940年代后期编纂的《潮州志•大事志》，依然采用着帝国时代著述的话语，将造反者称为“贼”。1980年代以后编纂的4种新修地方志，同样面临如何传承、解读前人记述的问题。 
　　 时代变了，新志编纂人对吴忠恕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理应与前人有所不同。但是，上述4种潮汕新编地方志在传承、解读旧方志的时候，这种不同只是表现为个别词语的差别：“贼党”被替换为“农民军”，“作乱”被替换为“起义”，“官府”被替换为“统治者”等等。而整个事件的过程，新志实际上仍然承袭着旧志的内容。我们批评过的旧志对事件记述的缺陷——例如对事件发生原因，乱民的规模和组织情况，事件过程中的乡村矛盾冲突，地方绅土的态度与行为，或简单提及，或略去不谈——在新志中仍旧存在着。于是，出现了一种让人感觉十分别扭的叙事：在咸丰四年五月到十月这半年的时间里，统治者不断地击败起义的农民军，直至最终将它剿灭。在叙事里，言语和内容明显处于一种悖反的状态之中。 
　　 这种悖反，呈现了新志的窘境。时代的变迁和写作立场的改变，并不能够逻辑地导致事件陈述客观性的出现。 
　　 这或者启发我们，一直被我们视为具有不可怀疑的客观性的历史文献，其“客观性”既已成为问题，那么，对吴忠恕事件的研究和叙述，除了利用历史文献之外，或者需要也可以更为广泛利用别种文献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