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沈氏《家传》和《祠堂记》看早期潮侨的文化心态——潮安彩塘以成公祠碑刻读后
广东潮安县彩塘镇华美村以成公祠内有两块石碑,一块是《皇清诰赠通奉大夫
赏戴花翎道员加三级沈君家传》,另一块是《皇清诰赠通奉大夫赏戴花翎道员加三
级沈公祠堂记》。这两通碑记,记录了清代同光间新加坡潮侨沈以成、沈绍光(镜
波)父子从事海外贸易致富,热心祖国家乡公益事业,捐输赈灾而受诰封的事迹。
我们在田野调查时来到以成公祠,对这两块石碑很感兴趣,徘徊碑下,挲摩校读。
校读之后,觉得这两碑是研究早期潮侨文化心态的绝好材料,因撰就本文,以沈氏
父子为例,对这种文化心态进行阐析。
一、业贾治生与笃慕儒道
写下这个小标题,是因为我们在读碑的过程,很自然地想起余英时先生关于明
清时期儒家之道与中国商人精神之间关系的精辟论述。据我们的理解,余先生认为,
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儒家伦理思想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肯定了儒士的业贾治
生,即强调儒士必须有独立的经济生活,以保持其独立的人格。重儒轻商的传统被
打破了,士与商的界限变得不甚分明,儒士业商的情况已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
商人接受儒家教育,吸收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用以指导商业行为,形成了中国商人
精神1 。
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潮州文献里,尚未曾看到对业贾治生的直接肯定,但是,我
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记载:
陈建子,字仰川。……少习陶计业,居积及著。……延师课子,殷勤尽礼。
子孙皆名诸生,梦弼顺治甲午恩荐。2
陈日正,号通享,在城人,例贡生。少贫……生平好读书,为养亲计,去
而服贾。中年家小康,恒训其子曰:“我恨贫不能从学,汝曹其勉力以竟吾志
乎。”3
卓宗元,字昌善,在城人,监生。贫而好学。以菽水不能供,转事服贾。
中年小康,轻财仗义……尝恨少时无力读书,遇庠序中人,则肃然起敬。著有
《晓儿语》十七则,浅近中仁义兼至。训俗之语,皆见道之言,有宿儒所见不
到、行不及者。自序为道光十八年秋,盖晚年阅历有得语也。4
记载中诸人生卒年俱不能确知。陈建子是明末人,这则记载中未曾言及商人习儒,
却传达了商人对儒道的倾慕,另一方面也说明儒士的进学,需依靠父祖经济上的支
持,而业贾治生不失是致富的好途径。陈日正和卓宗元约为清代嘉道年间人,其年
代在余先生所研究时段的下限稍后。这两位商人都因家庭经济拮据不得不弃儒业贾。
在家道小康之后,陈日正训子读书,卓宗元礼敬儒学中人,又都表现出对儒道的向
往。可惜《晓儿语》今不得见,按志书的介绍推测,这十七则从自身阅历中得到的、
“宿儒所见不到、行不及”之语,本来应该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商人伦理的典型
材料的。尽管这数则得自方志的材料内容过于简单,也已经足够说明余先生的研究
结论同样适用于这一时期的潮州。
据沈氏《家传》和《祠堂记》,沈以成父子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时间已经在十
九世纪后半段。沈以成并非“弃儒就贾”者,虽然《沈君家传》说他“少笃儒慕”
“尝读《货殖传》”,但从《沈公祠堂记》“公少业贾,有奇才,能习知外洋事,
兼通其语言文字。时中外互市,贾船往来,慨然有远游志”一段记载看来,他是一
个自幼就以海外贸易为职业的商人。至于沈绍光的出身,两碑中更无一字提及。《
家传》中说他能“绍先业而恢之”,大约也是自幼业贾,未曾有过尝试从儒学进身
的经历。可见,沈氏父子不再视业儒进学为家族的荣耀,这一点已与上述陈建子诸
人有明显的不同。但是,沈氏父子受儒道的影响仍是显而易见的。
沈氏祠两碑都引用《史记·货殖列传》白圭言治生之语来称扬沈以成,《沈君
家传》还就此语作了发挥:
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君则百货重轻,万里如睹,是其智也;择能戚党,
同利共财,是其仁也;气吞重溟,有孚履险,是其勇也;纤啬不事,礼节能敦,
是其强也。
白圭言治生之语,在十六世纪以后的儒士们的观念里,显然是一种合乎儒家规范的
商人之道,所以在儒士们为商人所写的文章里经常被引用。余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引
用吴伟业《卓海幢墓表》来阐明商人与儒学的关系,《墓表》中吴伟业记述了卓尔
康评价墓主(卓海幢)的一段话,也提及白圭之语:
白圭之治生也,以为知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
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告之。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
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辨也。5
余先生说,根据《墓表》的记载,卓海幢显然对理学和佛学都有很深的信仰,并凭
借这些精神资源经营商业。但在这里,知、仁、勇、强这些“儒者之事”,已经中
立化(或普遍化)而用于商业活动,卓氏之“学”也决非儒家的圣贤之学,而是陶
朱、白圭之学,“即以最理性的方法达到致富的目的”6 。沈氏出身商贾,未有儒
士身分,深于儒学之事更无谈起,而两碑引白圭语赞之,如果借用余先生对《卓海
幢墓表》的疏解于沈氏,会愈加贴切。
我们还可以对上引《沈君家传》一段话再作仔细的讨论。首先,“百货重轻,
万里如睹”之“智”,显然不能视为儒家的德目,它只是对商人的天赋和业贾经验
的一种评判。同样,“气吞重溟,有孚履险”之“勇”与儒家之道也难免有所扦格,
实际上它只是由潮州内陆屏蔽海岸开阔的地理特点以及久远的航运和海上贸易历史
所造成的一种民风民气。“择能戚党,同利共财”之“仁”更带着浓烈的商业气息,
与耻于言利的儒者之风大异其趣。唯有“纤啬不事,礼节能敦”之“义”尚存有较
多的儒道意味。可见,与其将表现在沈以成实际行为中的“智、勇、仁、强”视为
儒家的圣贤之教,毋宁承认它们是十六世纪以来流行于商业社会的商人伦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曾因这两篇碑记请教熟知潮汕地方掌故的蔡起贤老先生。
蔡先生也是潮安彩塘人,他就《祠堂记》中“迭归迭往”一句,为我们讲了这样一
个闻诸当地耆老的典实:
沈以成又名嘉谟。初到新加坡时,依一亲戚。其人在“猴爷”(吴姓,潮
安银湖人)商行帮事。是年猴爷让人看相,相士谓猴爷之相,当“加毛”方能
发财。一日,猴爷在行中与沈以成相遇,见以成长相四平八稳,甚有神采,便
问是何人。答是某人之亲戚,名嘉谟。猴爷忽忆相士之言潮语,“嘉谟”
与“加毛”同音乃留以成在行中办事。
以成为人老实谨慎,极少出门。一年春节,商行放假,被同事强拉至赌场
赌钱。先输光后,无本翻回,赢钱极多。碍于赌场规矩,不敢罢手。猴爷闻知,
亲到赌场,替为开解,并凭其威望,代以成收回所赢钱。以成便将此项钱款作
为股份,与猴爷合做生理。不久即发了大财。
后来,两人意见不合,不愿见面。但又不愿拆股分开。于是猴爷托故回乡,
数月后返新,下船前先告知公司。以成闻讯,也心照而托故回乡。如是“迭归
迭往”,两人至终不再见面,而合股生理也始终未曾分拆。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故事最后一段表现出来的这两位商人的心态及其实际行为
的道德意蕴。在这“迭归迭往”的本事中,有另一种传统道德对猴爷和沈以成在商
业活动中的实际行为起着规范作用。这种道德就是“和”。这两位商人对他们之间
关系的处理,很有“和而不同”的意味。但是,与其说他们这种道德行为是直接接
受“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之类儒家圣贤教诲的结果,又毋宁说是源于“和气生财”这一类商人伦理的熏染。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商人伦理的建立有赖于儒道所提供的精神材料,或者说,
我们不能否认商人伦理本身蕴含着极多儒家道德规范的因子。沈以成在商业活动中
的实际行为,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受着儒道间接的影响。
从沈氏父子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尽管这些行贾海外的潮侨不再视业儒
为获得自身与家族荣耀的必要手段,但他们对于以儒道为精神材料建立起来的商人
伦理,却持有积极追寻并付诸实践的态度。在文化的视野里,我们不妨把这种道德
实践理解为他们对儒道的笃慕。但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种对儒道笃慕之心的发生,
“是由于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