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地区与赣梅汀漳的交通及其经济联系(2)　黄挺 杜经国 [《沿海新潮》1997年增刊]


四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贸易中心的南移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形成之初，其贸易中心在闽西南的汀州府。据嘉靖年间的方志记载，汀州府已有不少大市集，例如郡城南门外的店头市，“下通河边，盐铁蓝靛杂货，于此贸易”；与店头街接连的五通庙前市，有“四方货物辏集于此”39。每年，在汀州还举行一些很有特色的周期性大型贸易集会。在长汀县东南五十里有羊角庵，“每年正月二十日，四方商旅各以物货集于庵前，与乡人贸易，至二十二日始退”；在连城县市，“每岁四月八日为连城会，先期三月下旬，直隶江浙闽广各处客商，俱赍土货集于县前，至四月朔日，各以财货互相贸易，十日而退”；归化县有六月市，“在县治前，每年六月十一日惠利夫人华诞，四方商旅辐辏，各贩珍异货物，列肆交贸，至七八月始退”；清流县有樊公会，“每岁在八月二十八日，相传樊公诞辰，邑人迎神赛会，先期八月，直隶江浙闽广各处客商，俱赍本地所有货物集于县中，至期各以财货互相贸易，至九月初方散，四方人欲市货者，皆如期至会市之”40。这时，汀州府的大型贸易集会达到高潮。到九月初九，清流县四保，有参加樊公会的商人，“携余货在此发卖，数日而退”，名为“转水会”；十月初，客商又集中到清流县梦溪里，交易数日，名为“余朋会”41。至此，到汀州贸易的各地客商，方才散归。这种持续数月的大型贸易集会，使汀州府能够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 
汀州能够在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形成之初，成为贸易中心，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如上一节指出的，汀州所处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二是这一时期外地流民不断移居山高谷荒的闽粤赣边界地区，开垦山林，辟成良田。例如粤东象头山，嘉靖初年有数以千计的田僮佃仆自外地流入，屯据山寨，“联络百余里，，穷峻中垣如石城，有田可耕，不仰给于外”42。赣南山区田地山场开阔，吉安及福建各地流民“前来谋求生理，结党成群”，使荒山野地，“日新月盛”,“禾稻竹木，生殖颇蕃”43。嘉靖年间，在会昌、汀州交界的“覆鼎山白叶坂之麓，俱有山田，询知土人，半系贼人，半系窝主物业。……外郡流移之人耕种”44。梅汀赣山区的开发，加强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实力。三是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和湖广江西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其经济影响有可能向闽西南和粤东辐射45。 
明代中叶社会经济面貌的变迁，又有其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十六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继东来，他们各以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和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为根据地，将势力伸张到南中国海。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东南沿海的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嘉靖后期起，潮州武装海商集团步浙闽海商之后，开始以走私贸易的形式，与这些欧洲人接触。继而又涉足于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与欧洲人竞争。例如嘉靖末张琏据旧港（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岸巨港一带），林道乾奔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万历初林凤驻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自此时起，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中心，逐渐下移到潮汕。 
嘉靖后期，韩江口外的南澳岛，走私贸易相当繁荣，四方客货汇集，私番船只未曾断，成为一个重要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46。同时，在潮州府城以东韩江下游沿岸，兴起了众多固定市集。《（嘉靖）潮州府志》记载海阳县的市集，除在城外，有云步、塘湖（今潮安龙湖）、采塘、冠陇、辟望（今澄海澄城）、梅溪等处。志书还加按语说：“潮七县（当时潮州府属有海阳、揭阳、潮阳、程乡、大埔、饶平、惠来七县），称市集者亦繁多，特书海阳者，以其旧无志也；不尽书，特志其大者，以见居积多也。”攩47攪集市规模之大，可举冠山（即冠陇）为例。隆庆6年,冠山书院落成, 刘子兴为作《冠山书院记》,说:“冠山旧隶海阳,井几万户。”48冠山市井规模,接近万户,以户 5人计,已有4、5万人口了。出现这种大集市，可见其时本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兴旺起来。 
清朝开了海禁之后，潮州府城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城市。乾隆时，“粤东（广东）城之大者，除省会（广州）外，潮郡为大”，城内和近郊“不务农业”的居民达十万户49。城中商贾辐辏，外地商人来潮贸易，各自建有会馆、乡祠，作为聚散之所，至今旧址尚存者，还有江浙商人所建的“两浙乡祠”、闽西南商人所建的“汀龙会馆”、梅州蕉岭县商人所建的“镇平会馆”50。 
这一时期，韩江上游的石上埠、平围墟，下游的庵埠、澄城、樟林、汕头，也都是闽粤赣边经济区域货物转运的要地。 
石上埠附近汀水绵花滩一段河道，礁多流急，来自粤东“各处贸易行舟至此过山”51，赣南闽西“百货至此，必起岸入行，转雇肩挑过山十里，由广东石上，改轻舟，经大埔潮汕而出海”52。故自石上埠过福建处，货担来往，川流不息，行店相连，十分热闹。平围墟在广东镇平（今蕉岭）与福建武平的交界处，发源于武平的松源河从这里流入广东，经松口注入韩江，“上则闽之鄞将与漳泉诸郡，下至韩江，横达惠阳，皆以此为总会”。各地商贾来贸易者，“连衽成帏，挥汗如雨”。平围墟“生齿之繁，胜于都会”53。 
庵埠位于韩江下游梅溪西侧。清初，梅溪出海口东港、西港、溪东港都有埠市，“商贾舟船所聚，兴贩所集”，如“云曼星繁”攩54攪，庵埠东面的梅溪码头，“商贾舟楫辐辏” 55，故在庵埠设海关。到乾隆十四年，“以吴越八闽之舶，时挟资来游，丛聚日众，移通判以驻其地”56, 于是庵埠成为韩江西汊上下转运的枢纽。澄城位于韩江东溪入海口，县城南门外有南港，康熙后期开海禁后，往来商船多在这里停泊，商人们在岸上白沙地方， “建铺千百，竟聚为埠”57，虽然不久即为县官驱散，但也曾盛极一时。樟林位于韩江三角洲东北部，韩江北溪流过其西南之东陇后分汊出海。樟林在嘉靖年间建寨，天启时已有埠市。康熙年间，在东陇设海关正税口，樟林是隶属东陇口的小税口58。乾隆七年，樟林扩埠，由“县宪杨给示，招民户将樟林沟两旁沟×荒地许民首建盖铺，东西两共计建一百零二间”59。此时的樟林，“人烟稠密”，有商船户七十余家60，成为“商渔船只停泊之处，米谷聚积之所”；而东陇也是“商船停泊之处，为海船出入要隘，木筏、盐船、货物总汇之地”61。到嘉庆年间，樟林发展成一个分七社九街的大市镇，“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62，商贸活动，极为繁荣。 
汕头，原称“沙汕头”。在康熙末，这里已有商船停泊贸易，到嘉庆年间，因溪东等诸港日渐淤积，航道不畅，汕头成为“商船停泊之总汇”、与樟林齐名的商埠。汕头以梅溪为航道，与潮州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可达潮惠；溯榕江而上，可抵揭普。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得汕头能够在嘉庆以后，取代庵埠，压倒樟林，确立粤东第一商贸港口、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对外开放门户的地位，并且在1862年以后逐渐超过潮州府城，成为这一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 

五 结束语 

本文论述了潮汕地区与赣梅汀漳的交通及其经济联系的发展史。在回顾这段历史之后，必须强调：第一、韩江作为交通干道，第二、明代中叶以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商品经济的比重增加，对闽粤赣边区的经济发展和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区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经济格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1912－1921潮海关十年报告》指出的，由于商业上的便利，经济区域制造业的中心有向通商口岸移动的倾向攩63攪。正因为这样，近几十年来，由于韩江航道淤积和公路交通的发达，加上经济政策不利于对外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导致这一经济区域联系的松懈，并呈现缓慢的解体趋势。现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和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的修筑，为这一经济协作区的重建提供了契机。汕头市要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需要开辟更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因此，利用现今良好的机缘，重建闽粤赣边经济协作区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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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载《韩山师专学报》1989年第一期。 
2 4 《永乐大典》残卷影印本(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卷5343,页2461。　 
3 中国道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 页崐389。　 
5 参阅《潮学研究（二）》(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页13－33，拙作《潮汕　地区崐古代海上对外贸易》有关论述。 
6 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三种》(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页221, 据该书页419〈天下路程图引〉“广东由潮惠二府至福建路”则全程1920里，潮州境内490里。 
7 《〈天下水陆路程〉三种》页243－244。 
8 邵有道：《（嘉靖）汀州府志》卷1。 
9 陈尧道：《（嘉靖）大埔县志》卷3。 
10 黄钊：《（光绪）镇平县志》（又名《石窟一征》）卷2。 　 
11 林大春：《（隆庆）潮阳县志》　 
12 参阅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页62。 
13 《永乐大典》卷5343，页2457。 
14 见《二十五史》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6547。 
15 16 祝穆：《方舆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本, 1991)页152“福建路.汀州”, 页崐210“江西路.赣州”。 
17 《永乐大典》卷5343, 页2458引《元一统志》。又《岭南文史》1988年第二期 载庄义青《宋代潮州的人口增长及其经济发展》一文对宋代本地区盐业的论述可参阅。 
18 《（乾隆）潮州府志》卷23“盐法”，引《文献通考》。 
19 《宋史. 食货志》“盐中”，见《二十五史》本页5745。 
20 曾广亿等《广东陶瓷的历史》，见《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1989)页213。 
21 澄海博物馆：《澄海文物志》(内部印行，1987)页17－24。 
22 参考: a.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页264－273； b.广东省博物馆编《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1)。 
23 参阅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前言”。 
24 在《潮汕地区元明清粮食亩产量探估》一文中，我们指出：“明末清初,本地区粮食平均亩产量估计数字为406斤，已超过南方水稻平均亩产392斤的水平。 单就明代后期看，本区平均亩产已达440斤,更高出整个南方平均水平的10％以 上。”文章崐载《潮学研究（三）》，可参阅。　 
25 参阅a.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 100，广东 4，潮州府，盐法；卷96，福建6，郭造卿：闽中兵食议。b.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23，引明李×：盐政全书。 
26 沈定平：《明代中叶后潮州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将载《潮学研究（三）》可参阅。 
27 参阅a.刘业勤《（乾隆）揭阳县志》卷7 “物产”；b.萧麟趾：《（乾隆）普宁县志》卷10《请捐足本县再行收捐议》；c.蓝鼎元：《鹿洲公案》，“五营兵食”；d.《广东文征》卷23，吴兰修《与沈芗泉明府书》。 
28 34 李书吉：《（嘉庆）澄海县志》卷8，卷6。 
29 56 吴道熔：《（光绪）海阳县志》卷7, 卷3。 
30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页580－582第286条。 
31 张其* ：《（光绪）潮阳县志》卷22。 
32 唐文藻：《（嘉庆）潮阳县志》卷11。 
33 李星辉：《（光绪）揭阳县志》卷4。 
35 蔡鸿生：《清代苏州的潮州商人》，载《韩山师专学报》1991 年第一期。 
36 翁兆荣:《潮州烟丝业的历史始末》，载《潮州文史资料》第五辑。 
37 参阅: a.黄顺×等主编：《客家风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页367－368。b.Decennial Reports,1912—21,Vol.Ⅱ,pp.177—178;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北京: 三联书店, 1957)页47。 
38 参阅：a.陈历明主编：《潮汕文物志》(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内，1985)上册，页77－79。b.李汝宽《关于御土、水东、渤海、汀州和横峰五个窑 若干问题的讨论》，载《中国古陶瓷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页199。 
39 40 《（嘉靖）汀州府志》卷3。 
41 《（嘉靖）清流县志》卷1。 
42 《明经世文编》卷115，杨石淙：《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 
43 《（康熙）两江志》卷146，周用：《乞专官分守地方疏》。 
44 《（天启）虔台续志》卷5。 
45 本节参考上引《明史新编》第七章第一节。 
46 《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页291，李龙潜：《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今年八月份在汕头大学召开“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学术研讨会”，不少论文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讨论, 其中有一组文章将载于《潮学研究（三）》，可参阅。 
47 郭春震：《（嘉靖）潮州府志》卷2。 
48 饶宗颐:《潮州志.教育志上》页36下。 
49 61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40，卷30。 
50 黄梅岑：《潮州街道掌故》(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页26、110、57。 
51 《（嘉庆）大埔县志》卷10。 
52 《（民国）上杭县志》。 
53 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卷 
54 55 57 58 李书吉：《（嘉庆）澄海县志》卷8、卷2、卷8、卷14。 
59 澄海博物馆：《澄海文物志》(内部印行，1987)页136，《乾隆澄海县樟林埠扩埠碑记》。 
60 据现存樟林天后宫乾隆《重建樟林天后庙碑》。 
62 尹佩绅：《凤山记序》〈拨充风伯庙祀祭香灯章程碑记〉。 
63 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编：《潮海关史料汇编》(内部印行, 1988), 页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