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地区与赣梅汀漳的交通及其经济联系(1)　黄挺 杜经国 [《沿海新潮》1997年增刊]



 
在本文中我们准备重点论述上面论题的古代史部分，即论述近代公路、铁路、轮船交通兴起之前的潮赣梅汀漳的交通及其经济联系，以期为现时重建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 
以韩江为纽带的闽粤赣边区交通及其经济关系史，可能发生得很早。尽管文献无征，我们仍然可以从目前能够取得的考古资料中，捕捉到一些信息。在《祀蛇与古代潮汕地区的民族融合》一文中，我们曾经指出，早在商朝后期，潮州先民就通过韩江与赣江同江西土著有了交往联系，“年代约在晚商时期的潮州浮滨类型文化，面貌上更接近于年代相同的江西清江吴城二、三期文化，便是这种文化联系的结果：浮滨墓葬出土了与吴城二、三期相同的凹刃石锛；随葬陶器的纹饰，除了本地特有的竖兰纹外，还有绳纹和方格纹，而方格纹正是吴城二、三期最常见的纹样。联饶顶大埔商墓出土的青铜戈，则是这种联系的最好证明。这种联系在秦汉间南越势力通过东江进入潮州以后还继续着。”1 
到了宋代，潮州的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四邻各地区的交通和经济联系方才真正地发展起来。有关这一方面的文献材料和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因此,本文的论述将从宋代开始。 


一　潮汕与赣梅汀漳的水陆交通 


《三阳志》载宋代潮州“铺驿”,东西南三面驿站地点、驿路里数都有详细记录，而北面只说:“北路山径崎岖，便于舟行，并无铺驿。”攩2攪可见当时潮州北通汀赣，仍然以韩江水路为主要干道。通过这一条运输干道，潮州与汀赣加强了经济交往，例如宋代相当发达的潮州陶瓷业，就可能是在赣汀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将予以论述。但由于宋代海禁不严，本地区的海上交通较为发达，因而与汀赣的联系，不如与漳泉的关系密切。 
元朝在古代经济史上有一大贡献，就是驿传的普遍发达和驿站制度的健全。此时潮州在建置上隶属江西行省，与汀赣的交通也就变得更为重要。元初，由江西行省的治所龙兴 (原名隆兴，今江西南昌)至潮州，取道抚州(今江西临川)，经福建邵武、延平(今南平)、泉州，再转潮州，全程2350里。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九月，改由抚州经汀州(今福建长汀)、梅州直至潮州，全程1600里，较原路缩短了750里3。这一条驿路，依然是以韩江和赣江为干道。《三阳志》记载元代铺驿，说“元混一区宇内，制度更新。陆置马站，水置船站”，而海阳县北路的“三河站，船三只；产溪站，船四只” 4，可见这一段驿路是水路。由于元朝积极开拓海上运输，潮州本区有着规模庞大的海上贸易船队5,海上交通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更大的作用。然而，粤东联结闽西南与赣南这一条驿路的建立，促进了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而且一直到近代还发挥着它的作用。 
明代中叶以后,潮州经济纳入了从江南出发经过江西赣江流域而联系闽粤两省的庞大的商业网络之中。潮州同这个商业网络的联系，有几条路线：1.沿海航线。从本区出发，南行往广惠雷琼诸州港口；北行而上漳泉以至京津。但由于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上交通与商贸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沿海航线并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2.内陆驿道与河流航道联结的两条商路。一条是从广州途径潮州前往福建漳州的商路，全长1900里，全途有25个水陆驿站码头。其中通过潮州境内的程乡、大埔、饶平、海阳四县的一段，长470里，有8个水陆驿站码头攩6攪。另一条就是自江西赣州经福建汀州至潮州的商路，有水陆二程，贯穿三省近十个府县。明代徽州商人黄汴编撰的《天下水陆路程》对此有详细的记录： 
赣州府。水，六十里雩都县。百二十里会昌县。八十里瑞金县，十担小船。四十里古城。陆路，五十里汀州府。下水，九十里三洲驿。九十里蓝屋驿。七十里上杭县。四十里大孤市。七十里峰头。遇山。一十里石上，属潮州。六十里大埔县。四十里三河驿。百里产溪驿。七十里潮州府。陆路自赣州六十里，岑口冈又六十里，沉香村宿。又六十里瑞金县，四十里古城，五十里汀州下船。7 
此时，韩江汇合广东境内的程江、梅溪、石窟溪和福建的鄞江（汀水），成为联系粤东和闽西赣南的大动脉。福建汀州府做为韩江、赣江、闽江、九龙江的分水岭和发源地， 在这一时期水上交通也十分发达。当时的方志专设“水路”一节记载：自石上埠溯鄞江过上杭县可达郡城长汀，再西行50里陆路，就是位于贡水上游的古城寨；长汀比邻的清流、宁化、归化、连城四县，都可以由清溪经永安下延平（今福建南平）入福州；石窟溪从武平上行，可接贡水之源羊角水，换船下会昌抵江西；另外，在永定县也有小船可通漳州8。与汀州上杭县接壤的大埔县石上埠，因有鄞江在这里流入广东境内汇于韩江，嘉靖时“凡潮惠仕宦、商贾，赴京入闽及江浙，舟止此处转输，络绎不绝”9。发源于平远县流经福建武平县再折回镇平县（今广东蕉岭县）的石窟河，“为江西雩都、兴国、会昌、宁都、瑞金，福建武平等埠运道”10。于是，通过这条交通干线，潮州的商品经济与赣汀漳广梅紧密联系起来，并汇合到横跨东南数省的庞大商业网络之中，为潮汕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条件和广阔经济腹地。 


二　潮汕与赣梅汀漳经济联系的发展 


由于潮汕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壤肥沃，适合农业耕作；晚唐以后，每逢北方动乱，便有移民经福建江西流入本区定居。宋代，人口的迅速增加，促使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水利兴修, 农田改良，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粮食单产和总产都增长了；盐业、陶瓷业等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大；运输和商贸活动相当活跃。在这种条件下，本区与赣梅汀漳的经济联系开始有了发展。 
先看看农业方面。宋代，在本地区农业开发的过程，畜力的使用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宋哲宗年间(公元1086－1100年)，政府在本地征购牛皮，潮阳县令郑敦义就修书上奏说： “黄牛善耕，农以子视之，今吏急征皮，窃恐为害不只一牛，小民将无所恃以为命。”哲宗因而免除了征购牛皮的命令11。正因为畜力使用十分重要，农民才会视牛如子如命，而本地耕牛甚少，也当是一个原因。而当时赣州吉州养牛极多，据《宋会要.食货》18之26记载，赣州吉州的农民每到农闲季节，“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成为一种常规性的作业12。这些产在赣南的耕牛，必定有一部分贩买到潮汕地区。有了畜力的支持，本地区的农业开发速度加快了，再加上水利、耕作技术等方面的因素，粮食产量不但足以满足本地人口消费的需要，而且有余粮可以供应缺粮地区。潮汕稻米的出口闽南，自宋已然。《三阳志》说：“州居东南而暖，谷曾再熟。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者曰晚禾、曰稳禾，类是赤糙米。贩而之他州，曰金城米。”13《宋史. 辛弃疾传》记绍熙二年(1191年)辛氏官福建安抚使，提到“闽中土狭民稠，岁俭（歉收）则籴于广”14。本区最近漳泉，又有优良商贸港口，漳泉人来广籴粟，必先聚于本区。 
在手工业方面，首先应提到的是潮盐对梅循汀赣的供应。《方舆胜览》引郑强《移创州学记》说“汀在（闽）西南境，介于虔梅之间，铜盐之间道所在”15，又引王安石《虔州学记》说“虔于江南，地最广大，山长谷荒，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16。宋元时期，本地区设有小江、招收、隆井三处盐场，管辖自饶平至惠来沿海二十七栅食盐生产，盐业十分发达17。出产的食盐供给本州及梅循二州18，而仍有余。当时，食盐由国家统销，汀州食福建盐，由闽江溯流经南平、邵武运至，赣州食淮盐，又须过长江、溯赣江运至。因路途遥远，盐价既高，质量也差。相比之下，潮盐优质廉价，汀赣二州百姓，都喜食潮盐。于是，“二州民多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往来虔（即赣州）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而为盗” 19。韩江变成了贩运私盐的干线，潮盐则供应了汀赣梅循数州。 
其次，应提到本地区的陶瓷业。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唐代本区开始有了磁器生产与外销（潮州洪厝埔窑、北堤窑，梅县水车窑）。到了宋代，本区的陶瓷业十分发达。潮州市以笔架山为中心的宋代瓷窑窑址的分布范围方圆达十五公里，笔架山窑址最为密集，故其地古称“百窑村”，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则把潮州称为“北宋的瓷都” 20。另外,澄海县程洋岗一带也发现宋代瓷窑群遗址21。这些窑址大部分分布在韩江两岸，其产品从韩江运出海外销售。从现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材料看，宋代潮州陶瓷的产销，与韩江上游赣汀梅诸州都未曾直接发生联系。但是，如果仔细考虑自唐至宋潮州陶瓷生产的发展变化，仍然可以体会到本地区与赣汀梅诸州经济联系的存在。唐代潮安窑所产磁器，以青釉器和酱黄釉器为主，入宋以后，则以青白瓷为主。青白瓷又称“影青瓷”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带白或者白中显青。据不完全统计，潮安宋窑窑址出土的陶瓷标本中，青白瓷约占标本总数的50％。青白瓷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磁器，在宋代，出口量很大。其烧制中心是江西景德镇。江西吉安、南丰，福建德化、泉州、安溪、同安等窑口也有出产22。考虑到福建诸窑生产年代不早于潮安窑，几乎可以断定，本地区青白磁器的制造工艺是由江西传入，并在海外贸易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如是，这种新工艺传入的途径，必经赣汀梅诸州。 
总之，地处韩江流域的赣南、闽西南、粤东诸州府，在宋元时期已经发展起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各政区的经济基本上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尚未形成一个有分工合作，彼此依存的经济区域。 


 三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形成 


 明代中叶开始, 中国的社会经济向商品经济倾斜，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化有所发展；流通市场扩大，区域性商人集团活跃；工商业市镇在长江三角洲等先进经济区兴起。这种社会经济面貌的变迁，在南中国，造成了一股“海洋商业文化”的气派23。 

这种社会发展的新潮流也波及本地区。明代中叶以后，本区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新变化：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进一步集约化，加上粮食新品种的推广，粮食亩产进入全国先进行列24；经济作物如甘蔗、棉花、水果等种植面积扩大；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倾向加强。这种变化促使本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陶瓷业在萧条了近两百年之重新兴旺，制糖、纺织、矿冶等新行业兴起；民间贸易日益活跃， 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日增。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西南、粤东、赣南经济区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并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域联结成一个覆盖中国东南沿海的庞大的商品经济网络。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以韩江为主要交通干道的潮梅汀等行政区，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产品交流活动，各以地理所宜自发实行生产分工，而这种分工反过来加强了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促进商品交流，从而造成韩江流域这个自然区域内部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经济关系。这个过程是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而这一经济区域的真正形成，则在清代乾隆之后。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内的生产分工与产品交流，起初是由地理环境的差异自然形成的。韩江三角洲滨海一带，地多斥卤，居民多航海经商或以渔盐为业。韩江中上游的梅汀和与之相邻的赣循诸州，都靠这里生产的食盐供应。食盐在明代前期仍然由国家专买，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潮盐北销，除了从南雄越大庾岭之外，还有一个去处，就是沿上述“潮－汀－赣”商路，从“东界等场买盐”，经广济桥纳税后，运到三河坝，再溯汀江，“逾岭过赣州袁临等府，瑞金、会昌、石城等七县，从东关而下，谓之汀盐”。赣汀梅州和漳州西北都由这一条商路取得潮盐的供应。到明代中叶，允许盐丁交纳银两并放松对余盐的控制。万历18年(1590)起，政府听任潮盐溯韩江“运至长乐县，过清溪岭，入龙川、和平二县”发买，循州的大部分地区也得到潮盐的供应25。韩江中上游山多林密, 盛产木材和铜铁，沿海商人渔民造船，也赖之以成26。而韩江三角洲和榕、练两江流域，“平原沃野，高下别壤，宜稻宜黍”，居民多从事粮食生产，故揭阳、潮阳、普宁三县“素号产米之区”，不但“潮之饔飧（音 yong sun，早饭和晚饭），半取资于兹土”，即如“嘉应、镇平不下三十万户，一岁所受，仅备三月，必仰给于潮州……”27。 
乾隆以后，本区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压力使区域内原来的生产分工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在韩江三角洲和榕、练两江流域特别明显。此时平原地区生产的粮食已经不能满足本区消费的需要。于是，一方面必须仰仗海米输入，解决日益众多的人口的食粮问题，“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 28。这又成了刺激沿海航运发展的因素，使本区从事商业活动人口增加。例如地处韩江三角洲西部的海阳县“隆津、南桂、上莆、东莆、龙溪五都”（今潮安县龙湖、东凤、采塘、金石、庵埠五镇）居民，原来多以农为业，而嘉道以后，“民则力农圃而事懋迁（同“贸迁”，贩运买卖），其逐海洋之利者，多拥厚资” 29。另一方面，由于可能获得商品粮的供应，许多原来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都改种经济作物，以求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养活更多的人口。至有佃农批佃田主粮园种甘蔗，每年仍然用稻谷交纳园租的例子30。在本区广泛种植的经济作物甘蔗、水果、烟草、落花生、蓝靛等。其中甘蔗种植面积最广，潮梅汀三州都有，尤以揭阳、潮阳、惠来、海阳为多。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带动了加工业的兴起。以蔗糖为例，上述数县皆产糖。潮阳：乾隆十三年潮阳县令李文藻《劝农诗》其八咏“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脚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31《（嘉庆）潮阳县志》记“黄糖白糖，皆竹蔗所榨，商船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可为其注脚32。揭阳：《县志》载“糖，榨蔗汁而成，有乌糖、沙糖、白糖数种。白糖即糖霜，糖霜有谱，惟揭中制造为佳。棉湖所出者白而香，江苏人重之。今栽种益繁，每年运出之糖包，多至数十万，遂为出口货物一大宗”33。澄海：“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或先发帐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34。由此可见乾隆以后本区蔗糖制造业的兴旺。而经济作物加工行业的兴起，势必导致从事手工业生产人口的增加，以至出现从事某种加工行业的聚落。例如，潮州南门外有一林姓村子，前清时全村从事榨油业，故其村人称“油车林”。现在这里的居民已无从事这一职业者，而“油车林”的地名依旧保留。 
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成了闽粤赣边区内部原料生产、成品制造和再加工的地域分工。蔡鸿生教授曾经指出，在清代国内市场上，有三种显誉大江南北的潮州货。一种是上面提到的潮州白糖，另外两种是潮烟和潮蓝。潮烟，即刘鹗《老残游记》第五回描述的“兰花潮烟”，是用泽兰子拌时而成、专供吸水烟之用的皮烟丝；潮蓝是扬州染房使用的蓝色染料，即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所记的“蓝有潮蓝，以潮州得名” 35。我们在这里想补充的是，“潮烟”这种名优产品，实际上是闽粤赣经济区域内地域分工的成果。据文献记载，清代潮州种植烟草的，只有潮阳一县，而粤东北部的镇平、平远、大埔和闽西南的永定则有较大面积的种植。潮阳所产的烟叶，色乌味厚，是制作乌烟（又名盖露烟）的原料。专供吸水烟用的皮烟丝（又名条丝烟）则以永定、大埔等县所产的烟叶为原料。清道光年间起到清末，潮州府城有数十间集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烟行开业，其生产原料主要从永定、大埔等地采购。清代为人称道的“潮烟”，便是种植于粤东北部、闽西南，加工生产于潮州，而行销于北地的36。关于成品制造和再加工的地域分工，我们可以举纸张及其加工品为例。闽西南汀州龙岩一带山区，盛产苗竹，是造纸的上乘原料。汀州自宋初已开始造纸，明清是汀州造纸业的全盛期，长汀、上杭、连城、武平、古田、龙岩等县一共有几十万纸农，土纸年产量最高达十余万担，开始大量外销。清代，潮州府城成为汀州土纸的集散地。神纸加工业也随之兴起。其生产中心先是在饶平黄冈，清末移到澄海莲阳。所生产的神纸运往天津、青岛和烟台销售的叫北金,运往暹罗、安南及新加坡叫南金。在辛亥革命前后，神纸成为潮汕的一项大宗输出品,从事此业的商号在70家以上，每年贸易总值约为300万至400万元。当时，“在松口，庵埠，澄海，尤其是在有3万人赖以为生的澄海莲洋铺，都在大规模地制造神纸。” 所用的原材料是由汀州供应的纸张、从云南购进的锡、新加坡进口的树胶和从梅县来的槐花37。 
我们还观察到本区域内同一行业中技术交流的现象。这种情况发生在有悠久历史并在嘉靖后期复兴起来的陶瓷业中。潮州陶瓷业入明以后因为海禁妨碍外销而呈现衰退的气象，到嘉靖年间，在大埔高陂、饶平九村等地又重新兴旺（至于当今潮汕最有名的陶瓷产地枫溪的历史，现在暂时还不清楚），并在景德镇精美的青花工艺影响下，由南下的江西瓷工传授技术，开始生产青花器。美国学者李汝宽的论文曾经提到一个青花上字大果盘，并这样鉴定：“1127年，广东汕头出口，产地是福建汀州，直径39cm，圈足径16.5cm, 高 7cm。”作者指出，在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 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里面也提到汀州产的蓝色磁器物美价廉，“而汀州磁器向海外输出，是从汀州经过韩江运到汕头，现在普通叫做‘汕头回’回字应作器，原书误排(Satbel)”。 
以我们所掌握的本地区陶瓷生产、外销的历史知识来考虑，把这件青花器的年代鉴定为1127年(宋高宗建炎元年)，似乎过前。从制作工艺考察，这个青花盘“烧成时是放在砂垫的底面上，所以在圈足和盘底上都沾有砂粒”。“圈足沾砂”是陶瓷专家鉴定明代潮州窑瓷器的一个依据。饶平九村窑考古发现，明代该窑在瓷器的烧制过程，采用圈足底垫细沙的方法，来防止器物搭釉粘连，因而形成器物“砂足”的特征。汀州窑的产品也带有这个特征，正好说明当时潮汀两地在陶瓷制作工艺方面，有互相交流的现象38。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到，自嘉靖年间开始，闽粤赣边区内部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原料生产、成品制造和再加工的生产分工，促进了边区内部的商品流通，使得个各地区的经济互相依存、共同发展。这正好证明，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西南、粤东、赣南三边地区业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