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镐诗文选注》前言—浅论周光镐及其诗文 郑焕隆 [周光镐诗文选注]

　　近年来，潮汕地方和全国各地一样，兴起了研究地方历史文化的热潮，这自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研究历史文化，离不了研究历史人物，但除翁万达外，在潮汕对地方历史人物却研究甚少，对周光镐这位功业文章都有较突出表现的人，至今仍存在诸多误解。十余年来，本地及外地发表的周的传略或有关文章，不少于十余篇，几乎每篇都存在这样那样明显的错误，如说万历二十一年他晋升为大理寺卿后又回守顺庆。这既不符真实，又违背常理。 
笔者对此绝无讥讪之意，只是借以说明我们对地方人物的了解还未下过切实的工夫，这就无从谈到对历史文化展开认真严肃的研究。 
关于周氏的经历，笔者曾有《周光镐事迹编年》一文(刊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9年第一期，又见本书附录三)可参看，现不赘。这里仅就其一生事功行迹加以综合述论。 
循吏风范，所至留声 光镐承家学，一出仕，即按传统的儒家标准要求自己去做好地方父母官。作宁波府推官，他“事讨实，狱讨情”，积极落实万历改元实施的大赦，妥善料理明初死难直臣方孝孺、戴德彝后事；呈请上司减轻地方盐税。自己则“衣不愿彩，食不愿珍，室人粗粝，至或不给”。署理象山县，“时命巾车省阡陌”，向上司呈准减轻山税银千余两，捐俸购四书供县学士子习读(据《象山县志》、《浙江通志》周传及《周使君德政碑》，分别见本书附录(一)之1、2、15)。 
任顺庆知府，他“雅重儒术”，“勤巡省察”，“培桑柳以裕财用”，“民不足不给者多所补助”，“省营造，惜民力”，“置学田以赡寒素，给粟帛以优老疾”，“断狱神明，持己廉平”，“性恬淡，不烦供应”，“倜傥有权略”(据《顺庆府志》、《南充县志》、《四川通志》及《顺庆府去思碑记》，分别见本书附录(一)之3、4、6、16)。任地方官离去后，多种志书为立传并树碑，称之为循吏，原属实至名归。 
至于中间在南京任主事、郎中的几年，大概因政务“清简”，现未见有显著政绩的记载。后来明熹宗《赐葬祭文》“主度支而耗蠹为清，佐留铨而鉴衡不爽”二句褒奖之辞，比较抽象，供参考(见本书附录(一)之19)。 
文韬武略，平乱安边 周光镐“多权略”，略指谋略。他被升调建昌兵备道兼征南监军，是由于四川巡抚“知其能”而推荐，这“能”就包括政治、军事等才能，即文韬武略。果然，他就任后有很卓越的建树。建昌地方(约今四川凉山夷族自治州)是以夷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西界当时属于“西域”的朵甘都司。其地文化落后，民性犷悍，当地大小土司，名义服从明朝，实际为所欲为，残酷压迫本民族被统治阶级，抗税杀官，无法无天，而其地山深路险，聚落分散，难于管辖。四川当局经朝廷批准，决心予以征讨。周光镐就在此情况下被委任该职。他一经受命就立即赴任，只率二十轻骑“具威仪道上，于霜降飞渡泸水”，一改以往兵备使渡泸必拥重兵防卫之习。并且他不是只到驻地雅安而止，而是直插越嵩前线。这需要勇气和胆识，而这样做，使叛敌产生疑惧而惊匿退避。 
到了前线，准备参与平乱的数路军队都还未到达，他就利用这段时间作进一步调查了解，从而向四川当局提出清剿先后步署及将兵配置方略。这些建议后来大都被采纳。平乱主将四川总兵李应祥抵达前线，正式出军征剿，他参与决策指挥。如于万历十五年三月，与李应祥出巡河西诸营，曾于一风雨夜，独与李秘密指授将领逄胜率军突袭叛酋安守，取是重大胜利。此时期诗作《I口海营前同李元戎泛舟观月》、《春日理经堡山同李将军观射》(诗N32，N34)等，都反映了同主将关系密切，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他擅具韬略，因而有近于与主将平起平坐的地位(据N146《征南平建越记》，N177--N18畎《征南军前议》，《明史李应祥传》，光绪《潮阳县志》周传等)。 
建越乱平定后，又作为二监军之一，参与平马湖夷乱之役(见诗N40)。 
以二次平夷乱功，晋升为四川右参政，仍在建昌任事，其后数年一直在此负军政民政责任，地方安定，离去后，同样有多种地方志书为立传：从《邛锚野录》周传，知《新通志》(四川)、《宁远府志》、《会理州志》、《西昌县志》都曾为立传，且有陈宗虞所撰《西蜀平蛮碑》，记录他在建昌的军政业绩(本书附录(一)之5、7、17等)。 
巡抚剧镇，五叨茂赏 周光镐有经济才，富韬略，在任职建昌以后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万历二十年，宁夏镇原副总兵哮拜父子叛乱，锋芒甚锐，以致“全陕震动”。当时属陕西的临巩地方与蒙古鞑靼部接境，不久前鞑靼大部落火落赤等就曾入侵该处，其地为“夷夏咽喉”，位置冲要，须有能员驻守，于是被升调为陕西按察使，专任临巩兵备道，驻皋兰，负责兰州等五州县及甘州等四个卫的军政事务。在此时间不长，除了赈灾救荒，就是修筑防御工事，训练军队，处理好与境外部族的关系，因而使“诸酋亦帖然无敢乘衅”[据 
附录(一)之19、9《贺开府朔方序》，《潮阳县志》周传等]。 
哮拜乱平定后，这时宁夏“地方残破”，境外鞑靼武装力量随时可能进犯，“非威望大僚不足以资弹压”，于是被加右佥都御史衔任宁夏巡抚，赞理军务。宁夏地域虽不甚大，但为边防要地，辖有七个卫，东、西、北三面千五百里与鞑靼河套部邻接，许多部落各拥有数千之众，都是骑兵，出没不定，移走迅疾。明朝此时国势趋于没落，已无力有规模主动出击，只能被动防守。以宁夏一镇有限常备兵力，对付境外众多剽悍武装，自不是易事。但是，二年多巡抚任内，宁夏防务没出现重大问题，还曾数次获胜，先后得朝廷五次褒赏，实为难能。 
之所以有此成绩，与其所采取的正确军政方针密切相关。他审时度势，以大局为重，根据宁夏当时处“大憝初平，疮痍未复”的形势，提出对内“集众思以求敉宁之策”，对外“不轻启衅以邀功’’(N186《谢恩疏》)的方针。他根据境外鞑靼各部的实力和表现，分别采取或款或战的不同对策。另方面则筑工事，配武器，练军队，惩贪庸，奖有功。可以说，不具备出色的文韬武略，是难以胜任军政事务繁剧的宁夏巡抚这一要职的。 
急流勇退，读书著述 周光镐不贪恋爵禄，早在万历十八年初，他晋为四川右参政后不久，就向四川当局上了“请告呈文”，以病为由，请求退休(未被批准)。作于万历二十年的《后出峡自述》(N65诗)末尾“归欤不愿侯，此意良非诡”二句，更表明了不恋爵禄的真切。任宁夏巡抚，他积极履行职责，但仍要求退休，于万历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年四、五月，连上奏章三封，仍以病为由求退休，朝廷仍予挽留，未批准。但他去意已决。 
刀历二十三年十一月，升大理寺卿，即准备离开宁夏任。明年三月与新任宁夏巡抚移交完毕，于此时上辞大理寺卿奏疏，即离开宁夏南下，八月上旬抵家乡潮阳，从此即未再出。 
这里有两个问题，有必要附带说明。 
一是关于他辞大理寺卿任命未经批准而迳自回乡事。他自己曾说是“暂获予告”(请长假)，又说是“纡车展省’’(分别出N157、N150文)。这些有点含混其词，但弃官回乡则是事实。这样做，除了不贪恋爵禄，另方面原因应是他看到了当时总的事势已不可为。万历后期，朝政日趋颓败，万历本人消极不思作为，长时间不举行朝会，许多官职空缺不派新任递补，朝臣分派结党，北方边防无力采取积极防御，宦官横行，不少洁身自好的官员往往自行挂冠而去，朝廷并不予追究。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上了辞职奏疏之后，无所顾惜地弃官回乡了。 
二是关于“回籍听勘”事。周约于万历二十三年底，上奏疏并附“岁报边储文册”，其中存在差错。在他南下返潮途中，被户科给事中程绍参劾，因而朝廷决定他回籍听勘。但此事很快查明，其抵潮阳后于八月份所上一疏，有“因岁报边储文册差错，回籍听勘已明”句(N195)，知已审查清楚，即不属贪赃一类性质。 
回乡后，从事一些公益事业：重建峡山乡恩波桥，自己投入了朝廷赐金；重建祥符塔，捐钱千缗；捐地建屋舍，与侄辈捐谷，创为义仓以赡济族里贫者。另则是出资新建和改建宗祠等。 
辞官后在潮阳二十年间未出远门，自诫“不入郡”(府城。据N152文)，不参与更不干予地方政事，与友人往来赋咏，有些官员不时登门访候，一些年轻士子如吴仕训等常前往请业问道。平时则是读书著述。周不同于某些官员，十年苦读得中做官后就不再怎么读书撰作，他是一辈子如此。晚年身体不太好，但他说：“八十星霜空蛀简”，就是仍孜孜不倦读书和写作。 
综观周氏一生，任府县官，所至有声，无愧为循吏。后十年任职剧远，地僻境险，兼理军政，肩负繁剧，能保一方平靖，实属非易。晚年在乡保持清节，造惠乡里。无疑属地方历史人物中之佼佼者，旧地方志书列为名臣，当之无愧。 
周光镐善诗文，结为《明农山堂集》，原称《明农山堂汇草》，计诗15卷，800余题，1200余首；文34卷，500余篇。共近60万言。饶宗颐先生谓“明代潮人专集称完备者，此最为巨著矣”(附录(二)之9)。诗兼具古今各体，文分序、记、传、状、论、启、尺牍、杂著、奏疏等。 
谈论周氏诗文，必须明确，周首先是一个官员，诗文只是从政的“余事”。而他一生比较顺利，因而对下层社会了解有限；当时也不是外敌入侵，民族苦难深重时期。这使他的诗文难以有鲜明的人民性、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等这类题材。但尽管如此，其诗文仍很有值得称道之处。下面从文学角度加以述论，侧重于诗。 
一、思想内容 
占诗作较多篇幅的是酬赠之作，这类诗，一般免不了俗套，但有些却有深挚恳切的真情表露，如《唐仁卿计部以论学谪悴？海州》：“忽有东来讯，闻君谪海州。疏因原道起，辨岂为身谋。宦迹沉沦后，才名黯淡秋。波臣休洒泪，渤懈尚堪浮”(详N17)。对唐被贬谪表示真切同情，并予安慰鼓励。十多年后，唐逝世，他作挽诗七首，尤充溢真挚的哀痛之情，其最后一首： 
暑雨任驰驱， 沮洳百里途。 
拊棺千点泪， 奠几束生刍。 
末路谁知己， 穷昊似丧予。 
卷篇应不朽， 珍重祝诸孤。 (见N92) 
作者此时已六十多岁，不惜以退休高官身份冒暑雨长途奔波，前往澄海哭奠，其真挚的哀痛之情在诗中得到充分表露。 
一些文章也表现了这种真切感人的至情，如《从侄式季哀辞》，哀惋之情通篇跃然纸上，其结末：“人生梦幻，天地蘧庐。谁其不死，惟汝恸呼。亲知剜悼，行路唏嘘。嗟吾家世，以学为畲。代兴谁俟，我道将孤……”从这段文字，几乎可见到当时作者老泪纵横之况(见N162)。 
其登览一类作品，描绘了祖国山岳川原的雄奇瑰丽，使人如身历其境而得到美的享受。《林井丹游罗浮作此寄问》一首，虽属酬赠之作，其实也可以作登览看待，其 
“铁桥飞渡自何年，碧玉朱明几洞天。……石楼海日宵 
堪见，银汉秋涛晚定悬……” 
直使人如置身罗浮，尽见其瑰奇秀丽美景(N20诗)。 
周的边塞军旅诗，向来似被忽视。这类题材却很有特色，也较出色。这些诗反映了他身历的征战状况，也明确表现了作者豪壮的思想感情。如《春夜辕门画角歌》： 
……营头西挂月如弓，画角悲凄咽晓风。忽听龙吟西出 
海，转闻鹤唳渡晴空。君看此夜太白高，杀气纵横？宝刀……此时？更擂鼓，樽前拔剑醉起舞。但看猛士气如虹，何 
事征夫泪如雨。 
又如《即事》： 
“何意握兵符，南征六月徂……古人重出处，我道任艰 
虞。”“艰危百战在，羽檄一身忙。” 
《越嵩观兵》： 
“……异类争稽首，军声到不毛。古来横槊者，余兴亦挥毫。” 
这些，表现了乎乱军军容的严整，声势的浩大，战斗的激烈，将士的奋昂和胜利的喜悦，而作者则满怀豪情，意气昂扬(以上诗见N30--N37)。 
任陕西临巩兵备和宁夏巡抚，诗多巡视疆场之作，但同样军旅气息浓重，气概豪迈：“按辔西行为阅边，秦川陇树尽春烟。关头鼓角阴山动，塞外河流积石悬。”表现西北边塞的壮阔，边防任务的繁重；“三城尚弃唐开垒，诸将曾蒙汉赐金’’是对将士的积极勉励；“长驱共说犁庭事，落日雄心满大荒”，表现了对防务和破敌的乐观自信。这些都是内容可取之作(在临巩、宁夏所作军旅诗见N67--N70，N73，N77、N78、N79)。作者去官回乡后，环境改变，较有机会接触现实，诗作出现了些新内容。《悯农》诗写道： 
腊色霜凤抱膝居， 艰难生计傍樵渔。 
萧条野望莱芫尽， 痛哭东人抒柚虚。 
沧海几时停榷使， 司农何日下蠲书。 
江湖无限关心事， 总为苍生未破除。 
同情穷人在寒冬受冻，娶不起妻室，慨叹乡野荒凉贫困，指出这与朝廷派宦官到处掠夺大有关系，希望停止这种政策并减轻赋税。(N105)。 
不满宦官横行，诗文中尚有多处表露：《风雨楼头观水》：“貂挡采办穷陬急”；《陈彦庄参伯……》：“满地貂挡吹烈焰”。而《与姚节推》文，则提到宦官竟连在任府推官也敢于触犯(分别见N98，N113，N174)。又《赠郡司马海防潘使君入觐序》，提到潮州府当时“伏莽渐滋，豪右大猾恣睢……加之榷饷横厉，民几髓枯而骨立矣”(《明农》文卷五)。则全面揭露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多种尖锐矛盾。 
所有这些，使作者终于看到，这与最高当局有关，因而在《阅邸报有慨》诗中写道： 
“国是凭谁任，天心定若何?揆衡宣力少，神武桂冠多。尽道垂衣治，其如炀灶吪……”(N130)。 
此外，杂著中的“箴言”数篇，提出处世为人的训诫，其中有的在今天仍有教育作用，如《自箴四语》：“弭谤者必责躬，防患者必慑微……广树以勤，修慝以勇”。《家居七戒》提出戒樗蒲(赌博)，戒宵燕(夜饮)等(分别见N181，N185)。 
二、艺术性 
明代诗文，有崇尚雍容典雅的台阁休，有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派，有风格较为平易的唐宋派，到万历时期则出现强调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周氏诗文难以归人其中哪一个流派，但多少都受到其影响c他喜爱杜甫诗，自称“居止必以史记杜集相随，，(《明农》文卷廿二《报顾道行比部》)，说明他受杜甫诗影响较大，其《秋兴》八首(N78)，即用杜同题同体，为有意模仿。但从整体看，他不是杜“沉郁顿挫”的风格。如果也用几个字概括，其风格总的是清畅雅秀。这种风格以酬赠登览等类作品为明显，如《望锦屏山寄怀陈于韶参伯》： 
西望屏山翠几重， 丈人遥在最高峰。 
玉台碧映云台月， 剑阁青连锦阁松。 
绝顶振衣孤吹起， 清秋染翰赤霞封。 
产原戎马频多事， 此地如何稳卧龙。 (N28) 
诗先以形象夸张手法，指出陈于韶处山的“最高峰”。“玉台、剑阁”二句写锦屏山附近景物，都为实指，但用诸多清词串缀成对仗句，就显得异常清丽华美。“绝顶…‘清秋，，二句，为对陈于韶的描摹，显示其人倜傥高洁，又多才艺。结末二句，盛赞其有大本事，自然得体。全诗意境清朗，想象丰畅，雅词丽句，是即清畅雅秀。 
边塞军旅涛则另是一种风格：雄浑豪壮而积极奋昂。《邛海营前……泛舟观月》(N32) 
放舸邛池月乍生， 甲先摇动水犀兵。 
三千组练樽前影， 一曲铙歌塞上声。 
天远鱼丽横瘴海， 霜寒虎旅静边城。 
西南此夜搀枪落， 醉倚吴钧拂汉缨。 (N32) 
诗以饱满的激情描述平乱部队军容军威的壮盛，末句更充分表现了满怀豪情壮志。 
作于建越的这类军旅诗，有的在雄浑豪放之中，又具瑰诡奇丽特色，如N35之《雪山歌》。兹不细论。 
在宁夏所作的《秋兴》(其一)： 
“车辚驷铁本秦风，扼险重关百二雄……燕支夺后胡儿泣，宛马西来汉使通……”(N78)用“车辚驷铁”、“秦风”、“重关百二雄”、“胡儿泣”、“汉使通”等词语组串成篇，同样充满雄浑豪壮气概。 
周氏散文，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如《西征记》(N144)、《玉峡山房记》(N149)，叙事写景，文笔流畅自然，流露真情实感，有的地方加上适当的议论，使全篇浑然一体，很有感染力。除了散文，周氏还善骈文，如《百朋汇抄序》(N132)、《答林氏婚启》(N173)，格调高雅，文辞丰茂，内容得体，不失为此类文章佳作。 
多用典使事是诗文写作的突出特点，有的一篇之中多达数十处。诗文中适当用典有其作用，可使言简意赅，让读者产生联想，使意蕴丰富而增强表达效果。但用典太多且奥僻，则会显得晦涩，又成为阅读障碍。 
三、文献资料价值 
除思想内容和艺术性值得称道之外，周氏诗文还具有相当的文献资料价值。 
在宁夏所上奏疏并有关诗文，多方面反映宁夏当时史事，其中不少可补史志之缺，如关于与鞑靼的关系，《明史·鞑靼传》恰好欠缺周任巡抚期间有关宁夏的记载，奏疏中许多这方面的材料正好供采用(奏疏见N186---N195)。 
《征南平建越记》、《征南军前议》(N146，N177--N180)及若干其时所作诗，有助于对该次平乱的了解，作者为亲历，其记载比其他文献详细且可信。该《征南记》并可订正《明史》若干误载，如《明史·李应祥传》记周渡泸时间为(万历十四年)十一月，周本人之《记》则为“霜降”(九月)，自应以周记为准。周〈记》及有关诗载万历十五年六月建越夷乱平定，可更正《神宗纪》作十六年五月之误。 
人物传记如《吕太史巾石先生传》(《明农》文卷十一)，详述理学家吕怀生平与学术活动，是研究明代理学的难得资料。多篇诗文涉及当时众多颇有名气的官员或文士，也都有一定文献意义。 
不少诗文具有地方文献价值。关于人物的如《唐伯元行状》(N152)，详叙其生平，而地方志之唐传则甚简。有些虽非潮人，但在潮任过官职，有声誉，如郭子章、孙如法，诗文中也不少与有关(：N38，N110)。 
诗文中还有不少地方胜迹和掌故的材料，如玉峡山房、祥符塔、恩波桥(分别见：N149，N150，N97)等。从《饯窦子明别驾……》诗(N109)，知当时潮阳东岩也有韩愈留衣亭。《岁在上章困敦……》诗(N102)，记潮阳当时大地震甚详。有些涛文反映当时府县官员的某些有关资料，可更正府县志之误或补缺。 
最后应指出，诗文所载是信实可据的：记平建越夷乱，与《西南三征记》及《万历武功录》有关篇章大致相同。在宁夏所上奏疏，其中提到的鞑靼诸部长并明朝文武官员，与《明史·鞑靼传》及其他有关列传所载同。诗文涉及的外地、本地众多人物，都实有其人。其妻郑氏《圹志》(N157)与近年出土之原志同。其诗文所涉及的内容也都真实有据，登览酬赠诗如《林井丹游罗浮……》(N20)、《望锦屏山寄怀……》(N28)、《……登式时侄北岩》(N86)，诗中提到的“铁桥”、 
“石楼”、“玉台”、“云台”、“星窦”、“雷坛”等地名景点，都为实有。这都说明所写信实有据。 
周光镐是地方历史名人，著作有价值，但数量大，内容艰深，因此不自量力加以选注，注释量大，很可能存在错讹，而不少句子妄加疏解，微衷在为一般读者提供参考，诗无达诂，见仁见智，读者完全可凭自己的领会去理解。恳希贤达及社会人士不吝批评赐正。 
199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