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民的好公仆——悼念周修文同志
王逸之 [汕头日报]
周修文同志逝世了，尽管他在病榻上已挨过了好几年，我早有这个思想准备，但噩耗传来，仍禁不住一阵悲伤涌上心来。
那天，到殡仪馆送别，他躺在玻璃棺里，一脸安详，两道浓眉在庄重中显见威严。我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而且走在我的前面。他以前身体一直很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经常跑工地，在十几层的楼梯上爬上爬下，毫无倦容，中午也不休息。而我却时常生病住医院。1997年，我因心脏病发作，在医院治疗，他来看我，我们在病房里倾心而谈，谈家事，谈国事，两个人在病房相对而谈这个场景，至今仍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和老周相交逾半个世纪，“文革”时，他被扣上“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种种罪名，监管在设于市政公司的“牛棚”里，除了接受审查批斗外，每日和清沟队的工人在市区内疏通下水道。当时，老市区的下水道大都多年失修，崩塌堵塞，二十几条干渠的出海口，也因海滩泥沙长年淤积，排水困难。每逢大雨，市区内许多地方便成泽国。在这段时间，许多认识他的人，时常看到他在马路上干着又脏又累的清沟工作，在一些堵塞严重的沟段，还要亲自从沟井口钻进下水道，用手把堵塞物清理出来。在从事这种惩罚性劳动时，他仍然是认认真真的一副敬业精神。有人说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土木建筑工程师，驱使去清下水道，这是糟蹋人才。后来谈及此事，他却说“文革”期间，他最大的收获就是不用交学费，却学到了大学时没有学到的一个下水道专业课程。他通过这个时期的劳动，摸清了老市区下水道的许多隐蔽工程情况，为以后整治下水道积累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地回春，冰融雪解。1980年，他被推选为“文革”后第一次举行的中共汕头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市委委员。随后，又在同年举行的汕头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经大会代表补充提名，进入市政府领导成员候选人的名单，在差额选举中，从建工局副局长的职位上脱颖而出，当选为汕头市副市长。这是人民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的德和才的充分肯定。
由于“文革”十年灾难性的破坏，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后百废待举，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方面要拨乱反正、落实历次政治运动的政策问题，一方面又要解决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问题。特别是解决城市人民的住房问题。当时，汕头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下降到2．36平方米。
周修文上任之后，分管城市建设工作，摆在他面前的一个令他寝食不安的难题就是在计划经济的桎梏下，国家没有拨款，银行不能贷款，又不能引进外商投资开发房地产，加上地方财政短绌，建筑材料紧缺种种困难。他知难而上，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协助曾洪市长建设住房工作上去，采取发动群众、群策群力、政府补助、群众集资、单位供地、职工筹款等办法，在全市开展了一个多种形式集资建房的高潮。第一年（1981年）在上届政府的工作基础上，全市建成住房面积30万平方米，第二年又建成35万平方米，有6000人迁入新居，第三年又再建成46万平方米的住房。尽管在这三年中全市回迁人口近4万，加上又冲减大量危房拆除和倒塌面积，但全市人均的居住面积仍上升至3．75平方米，这是周修文在汕头市副市长任上为人民办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周修文同志在担任副市长的任上，除了呕心沥血，全身心扑在解决汕头市人民群众住房问题，使一部分人得以安居，其功不可没之外，还有二件事：其一是在汕头市经济特区初创阶段，他从特区的踏勘选址到规划建设，以至于组织基建队伍，都一一参与，全副精力投入，他是汕头市经济特区的开拓者，其功不可没；其二是在汕头大学筹建阶段，他在参加大学的选址工作时，力排把大学选择建在石之议，主张建在城市西北郊的桑浦山麓处。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以后，他因年龄关系，在市政府任满卸职后，即被汕头大学聘为顾问。他以丰富的工程建设知识和施工管理经验指导汕大的建设，在整整15年的时间里，身负重任，团结汕头大学一班基建人员，艰苦奋斗，完成了大学本部和四个附属医院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工程任务。汕头大学被誉为国内高校建筑之花，是周修文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他为汕头大学工程建设作出的贡献，其功也不可没。
在周修文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共产党高尚的品德：清清白白做人，勤勤谨谨做事，一心为公，执政为民，鄙薄名利，对个人生活没有任何奢求，粗菜淡饭，安之若素。他离休之后，住进市委干休所，我去看望他，客厅里仍是一副五十年代的木制破旧沙发和一张老餐桌，几张破凳子，一间简陋的厨房和卫生间，唯一一件现代化的设施就是一台小型电视机。他在这个居室里生活了十几年，一切原封不动，他也甘之如饴，他的工资收入不菲，很多是用在扶贫济困上，这就是周修文———一个人民的好公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