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林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周超南 [北京潮人人物志（续一）]

 　　　　　　　　　　原林业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周超南

　　　　　　　　　　　　(1939—— )

　　　1939年，我出生于广东省潮阳县(现潮阳市)峡山镇。在祖父名下我是第一个孙子辈，祖父希望我是个男孩；同是第一个孙子辈，外祖父却希望我是女孩，并事先为我起名叫周超男，意即生在男孩之前，长大后事事不比男人差。

外祖父郭豫育系潮阳县铜盂乡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曾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后回乡创办了铜孟中学，先后在铜孟中学、峡山六都中学(解放后改为潮阳县第二中学)任过校长。他把募捐得来的财物全部投入学校，使生活困难的学生得以入学读书；他主张男女平等，动员女孩子上学并给予优惠待遇，因而倍受赞扬。

受外祖父的影响，我不到五岁时就老缠着母亲让我去上学。有一天，我背了个小布包，偷偷溜出家门，沿着上学的路上走去，害得全家的人都出动才把我找回来。

1945年秋，我以周超男的名字上了峡山镇小学，五、六年级时因为考全班第一名而免交学费(1斗米)。临近毕业，写一手好字的校长把我叫去，很严肃地对我说： “我为你们写毕业文凭，觉得你的名字太个人英雄主义，必须改掉，就叫周超南吧!”听了他的话，我差点没掉下眼泪来，但也只好无奈地点头答应。

1951年，我以周超南的名字考入潮阳二中。初中毕业那年正值全县所有中学的高中部合并为潮阳高级中学，高一年级全且只招270名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我幸运地被录取了。该校设在县城郊外的东山上，离我家约20公里，只好寄宿。家里每月只给我6元生活费，我两个星期回一趟家，来回8角钱的汽车费当然是花不起，只好光着脚丫走路，一年四季都如此。三年的艰苦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高中阶段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口号引导下度过了。

1957年我考上广州华南工学院造纸系。一踏进大学校门，我们一年级新生便投入“反右”补课运动中；随后又赶上了“大跃进”、“反右倾”运动。四年大学，我们经常是白天上课，晚上搞政治运动，假日或其他休息时间劳动，简直就像打仗那么紧张。毕业答辩我是头一个，老师给我打了满分5分。

1961年，我分配到林业部林产工业设计院工作，从事木材机械加工工程设计。由于当时专业不对口，对设计工作也生疏，我便用了约一年的时间自修有关的大学专业课程，虚心向老同事学习，很快适应了本职工作。与此同时，我也观察到一些人很看不起单位中的女技术人员，便下决心，一定要埋头苦干；钻研业务，为女同胞争气。

1963年，我院响应政府的号召，研究用人造纤维代替棉花，解决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从此开始了制浆造纸工程的设计业务。我作为林业部门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当时的“大会战”，成为林业系统为数不多的最早从事制浆造纸的专业工作者。我院负责黑龙江省某木材厂浆粕分厂的工程设计工作。在设计阶段，只有我一人是学制浆造纸的，所以好多技术问题都由我负责处理，担子很重，只好拼命干；完成了设计任务又赴现场参加施工、安装，元旦、春节也不回家。晚上还给工人上技术课。由于各方通力协作，该工程项目在一年的时间就建成投产，成为本部门运行情况最好、时间最长的企业。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下放到外地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我院恢复工作，我费了好多周折才回到本单位。我们从干校回来后，设计项目逐渐多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任务更多。我和大家一道，憋足了劲，拼命干，取得业务、生产双丰收。

从1961年到1998年37年间，我在本职岗位上，共完成40多项工程设计项目，设备设计6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7项。1996年至1997年参加并完成年产30万吨及50万吨纸浆厂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就此项目参加林业部组团到欧美5国进行技术考察。在参加并完成的任务中，《纤维板工程设计规范》和保定木横担厂纤维板车间的设计等4个项目曾获部级以上优秀设计奖。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从1963年起曾先后6次被评为本院和林业部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奖，1993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我于198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96年被评任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我也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曾任本单位团委委员、中共党支部委员，中国造纸协会第一届理事，北京造纸学会第三、四届理事，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技术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及职称评审委员会第三、四届委员，《林业工业》杂志编委会委员。

几十年来，是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我学有所成，是生我育我的潮汕这片沃土滋养我成长；是亲友的关怀照顾使我事业有所成就；是改革开放使我跟上时代发展的脉搏，有了全身心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机遇。我将满怀激情地继续在晚霞辉照的生活中前进!

《北京潮人人物志（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