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潮人崇韩情结的文化构成

　　　　　　　　　　　　　陈远程

　　 据明《潮州府志》记载：韩愈在潮州期间，“捐俸百千为举本，收其赢余给学生厨馔费，自是潮笃于文行”。这样连俸银都拿出来办教育，确实非常难得。韩愈官只至侍郎，文名却远胜于历史上在潮州“留声”的“十相”，而后人对历史的缅怀，总习惯于万千宠爱集一身，在神化人物的过程中也意外地丰富了“历史”，这也就是人格神的文化魅力。韩愈是幸运的，也是当之无愧的。韩愈幼时曾随贬官至韶州的兄长到过广东，壮年时自己也曾被贬任阳山县令，到潮州已是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广东行了，故潮州韩祠有“三启南云”的牌匾。赵朴初先生《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是“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韩愈治潮不足八月，潮州连江山都姓韩了，是因为潮人自古便善做名人文章，还是一直都有崇尚文教的传统，历来各有评说。
　　 饶宗颐教授在《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一文中指出：“韩愈地位之受到高度推崇，起于唐季皮日休作《请韩文公配乡飨学书》，只建议韩公配食孔圣庙而已……至北宋中期，韩公在学术及文学上之地位，逐渐被肯定。元丰七年诏封昌黎伯。南宋庆元己未，复进封公爵。”“唐世潮州刺史，地方志官部所载几十人，祀名宦祠者六人……唯韩愈深入人心，建有专祠，历久弥显。迹其渊源，大抵出于仕潮诸名宦之提倡”。如是，已道出潮人崇韩情结的缘起。而潮人崇韩情结的真正形成，也非一朝一代三两官宦所能缔结的，这与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地位的提升、潮州的社会经济和文明发展程度、移民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等诸多因素是不可分割的，笔者尝试从以下五个层面概述潮人尊韩情结的文化构成。
　　 其一，韩愈身后成圣掩盖了历史上各朝治潮的前贤后彦的光芒。《旧唐书·儒学传》载：高宗即位，“政教衰微，薄于儒术；”武则天袒佛，唐玄宗重道，而韩愈在那个时代“攘斥佛老”，独倡儒学，便显得很不合时宜了。韩愈从19岁到24岁到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连续三次落弟，第四次才考中，这与他的不合时宜的文化与学术思想是不无关系的。他自己便说过“臣于当时之文(即指时宜的骈体文)，亦未有过人者”。就是他主倡的古文运动，在当时也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到了宋代，柳开、欧阳修等开始大力彰倡韩文之后，韩愈及其文章才逐渐受到文人学子的重视和推崇，加之上述饶文中讲到的宋世的诏封进爵，才真个是光芒万丈了，而这个时期，正好是潮州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
　　 然而，在文化史上，最早肯定和激赏韩愈文章并有真正意义的作为的，要数潮人赵德了。据传赵德比韩愈早14年登进士，韩愈在《别赵子》中称他“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赵德与韩公也惺惺相惜，他不仅助韩公兴学育才，而且还收韩文72篇结成《昌黎文录》，且在《文录序》中指出“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并预见韩文必定会“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烁，斯文灿然”。由此可见，就是说赵德是我国崇韩第一人，潮人自供古便有尊韩传统，崇韩文化肇始于海隅潮州也不为过的。
　　 其二，理学在粤东的传播系紧了历代潮人的崇韩情结。上述饶文中说到“元明以后，朱子理学大行，韩公地位与日月争光。韩公在潮地位之隆，因上地方官师尊韩之结束，而朱子与理学风气助力尤多。”事实上，也不用等到元明之后，在宋代，理学在潮州已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市场了，崇韩文化的发展与理学在潮州的传播关系密切。
　　 据黄挺《潮汕史》(上)介绍：“溯及理学在潮汕的传播，草蛇灰线，始伏笔于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理学宗师周敦颐至潮……”“南宋中后期，以朱熹为集大成的朱派理学———闽学，自邻区福建输入尊韩气氛仍很浓厚的潮州，伴随着闽学而来，或在此前因各种机缘传入的还有濂、洛诸派的思想学说。”
　　 朱子是崇韩的，朱熹的潮籍得意门徒郑南升和郭叔云等，对于理学和崇韩文化在潮州的传播和发展，起过不小的作用。“庆元三年(1197)，朱子撰《韩文考异》成，郑南升等不顾党禁，在潮州刻版”（黄挺《潮汕史》）。理学在潮州的传播，实为潮人之崇韩文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文化与思想理论依据。
　　 其三，闽、蜀官师崇韩兴学，使韩愈真正走上潮州文化神坛。若仅以两宋为例，上述饶文中还指出：“两宋莅潮官吏，蜀士与闽人，对昌黎崇奉最力，且挟蜀、闽之《韩集》，传入潮州。”事实上，蜀士与闽贤不仅崇韩最力，而且仕潮者也最多。北宋时，以仕潮蜀士的崇韩贡献最大，如北宋的陈尧佐“竞效韩公著文驱鳄，开地方官尊韩之先例”，并首倡了在潮州立祠纪念韩愈；苏轼是蜀士中之翘楚，虽然未直接参与蜀士在潮州的崇韩行动，但他受托撰写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却是潮州甚至我国崇韩文化的一帖最有效的催化剂。
　　 两宋时期的仕潮官员，还是闽士居多，按有关资料统计，两宋仕潮闽官所占比例分别为55%和63%。他们除带来先进的文化理念外，绝大多数都以能践韩愈后尘为荣，治潮期间，大力兴建州(县)学、创办书院，扩充学田、教司礼乐等。如南宋理宗淳三年(1243)创办的韩山书院(官办)，一直办学不辍，及发展为现在的韩山师院，已蔚然大观。
　　 两宋及以后的治潮官员中，不少仍是谪官，谪官对韩愈有更充分的感情认同，对崇韩文化的发展，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四，以宦为乡，衍成望族，从文化大使演化成为文化大户。因为两晋时代的大量移民涌入福建和相对安定的休养生息环境，使人口快速增长，到了宋代，福建已是“七闽地狭人稠，为生艰难，非他处比”(《四库全书·高峰文集》)。到了南宋，这种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问题已更加严重。比较而言、潮州还是“居民鲜少，荒山甚多”的，而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又非常接近，这就吸引了在潮州为官的有识闽贤，开始以宦为乡，卜地聚族而居的行动。
　　 翻开潮州各大宗族族谱及有关史志，其中不乏这样的先例：如宋哲宗元符年间海阳县令晋江人陈坦，落籍海阳秋溪；宋哲宗绍圣年间潮州通判莆田人陈诰卜居揭阳篮田深泥洋后迁古家洋，其后人遍布粤东各地，仅潮安县，就有凤塘乡、东凤乡、古巷乡、沙溪乡等；曾任广东运使的莆田人郑徽，在高宗建炎年间携家来潮落籍，卜居于潮阳隆井都……凡此种种，在两宋期间举不胜举，这些时代的社会文化精英，不管是以宦为乡，还是专门携家眷来潮落籍，都必然会对潮州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其五，闽风西渐，移民潮涌，促进潮风闽俗的文化大融合。粤东政区历史上的移民，最早可能是从“秦戍五岭”开始，汉唐时代，汉人逐渐进入本区，加快了与本区土著的融合。但到韩愈贬潮时，也只是“此州户有万余”(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可见人口增长并不快。大规模的移民潮应出现在两宋时代，主要以闽人入潮为主。明清时期的倭乱和海禁，也逼使大量失地毁家的闽人入潮。
　　 据黄挺《潮汕史》(上)统计数字表明，唐末粤东政区的人口仅8万人左右，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5.5人，仍是岭南人口最稀少的州郡；到了南宋末年，已达到每平方公里50.6人，但仍然比以人满为患的邻区福建、江西低很多，这样的生存空间对邻区的民众仍具有一定吸引力。
　　 现在仍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明闽人移潮对潮州崇韩文化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但因为长期的地少人稠，促使了闽人的手工业、商业、业儒致仕等方面社会意识的发达，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较为集中的历史时间里的大量移民，闽风潮俗快速交融是必然，在文化风俗上喧宾夺主的现象也可能会发生。到了南宋，闽俗固有的尊师重教传统已成为潮州民风的明显特色，王大宝复宋孝宗问潮风俗如何时回答的“地瘦栽独柏，家贫子读书”，这句很经典的答语口传甚广，确实已是“习尚至今然”矣！如此爱好读书的民风，怎会忘了把曾谪居潮州的韩愈奉成新祖师来礼拜呢?
　　 如是，由陈尧佐创建的韩祠，王涤迁于城南七里的韩祠，丁允元再迁建于韩山的韩祠，也不完全是两宋治潮官员的政绩工程，或许，还是潮州现存的最古老的民心工程了。
　　 概而言之，潮人的崇韩，不是历史上潮人群体的单方意愿所能完成的，也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福祉，它几乎与潮人群体同构，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而漫长的历史文化构成。它随着我国崇韩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潮人群体的壮大而壮大，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