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韩愈研究 杜晓勤

　　　　　　韩愈研究

　杜晓勤著《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第十二章唐代古文运动和韩柳研究 第二节韩愈研究）

　　从本世纪初开始，随着现代学术观念和学术规范的建立，人们改变了以前多在学术笔记或诗话中论韩的单一格局，系统性、理论性的韩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由于本世纪的韩愈研究在生平、思想、文学理论、诗歌创作、散文创作、作品考订和文集整理、韩学的建立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所以，下面将分别加以介绍。

一、生平研究

　　自宋代至清末，已经产生了不少韩愈年表、年谱之类的著作，人们对韩愈一生的大致行事和一些作品的写作时间也已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世纪学界在韩愈生平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籍贯 本世纪上半叶对韩愈的籍贯问题进行重新检讨的文章主要有孙百急的《韩愈的籍贯问题》、赵毓英的《韩愈乡里辨略》等。其中赵毓英文经过细致的考证，认为传统旧说有三点不可信：（1）韩愈不是昌黎韩派，（2）邓州南阳之说无稽，（3）修武之说亦不可信，可能是受朱熹的影响而后世伪造的。他的新结论是："一、韩氏祖茔在河阳，韩愈亦葬在河阳。二、但韩愈却住在洛阳，而且有田在河阳对岸之河清（本属河阳）。三、韩愈家住洛阳，大约是从他父亲仲卿开始，而他本人自幼就住在洛阳。四、韩愈虽住洛阳而仍葬在河阳，所以仍定河阳是他的乡里。五、河阳与河南岸，当时有长桥架水，交通极便利，由原籍河阳，买田河南，再迁居洛阳，是很可能的事?quot;

　　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韩愈的籍贯问题未见有人涉及，直到七十年代末以后，这一问题才又被学界重新提起。如孙醒的《关于韩愈的籍贯问题》、宋海军的《韩文公家乡考》、洪流的《韩愈的籍贯考》、刘峰的《韩愈故里与韩愈墓》、李会典、和富兴的《韩文公河阳人辨》、彭功智的《韩愈籍贯考析》、傅全纯、纪思的《韩愈郡望考》等。但是，这些文章均无实质性的突破，且大都同意韩愈的籍贯应为河阳也即今河南孟县的说法。

　　生母问题 韩愈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提到他的母亲，韩愈的生母到底是谁？为什么韩愈讳言其母呢？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清人沈钦韩曾说："案祭文（《祭郑夫人文》）言父卒而不及其母，盖所出微，终丧已嫁，故鞠于兄舍。"近人胡适对沈氏此说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沈说虽无可据，于情理盖亦可通，退之或出于婢妾，伊产后即他适，故退之自叙不道之耳。"然而，陈寅恪却持不同的看法 ，他说："据白氏《长庆集》三十三《追赠韩愈二十九人亡母郡国太夫人制》，有'归于华族，生此哲人'等语，当即指退之生母。且恐非婢妾改嫁，似沈、胡先生皆无确证。"而黄天朋的《韩愈研究》也不同意韩愈的生母系婢妾改嫁的说法。

　　此后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刘国盈的《韩愈生母考》、卞孝萱的《为什么韩文中未提出过母亲？》、《韩愈"生母"之谜》等。其中刘国盈文在对上述诸说辨析的基础上指出：韩愈的生母是"死"而不是"嫁"，其身分可能是嫁到"华族"的婢妾，至于生母的姓字，则不得而知。卞孝萱文则推测说，韩愈《乳母墓铭》中所说的"乳母李"，实为韩愈之生母。

　　贬阳山问题 本世纪撰专文探讨此事的文章有周长志的《韩愈为什么被贬阳山》、阎琦的《韩愈?quot;阳山之贬"析》。阎琦文认为韩愈刚任监察御史不久上疏言事被贬阳山的真正原因是王叔文、王伾和韦执谊等永贞党人的打击和迫害，而非京兆尹李实。

　　但是，刘国盈的《韩愈评传》则不同意说刘禹锡、柳宗元"传之落冤仇"的传统说法，认为根本原因是韩愈上了《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触怒了皇帝的幸臣李实。

　　交游 对于韩愈的交游问题，学界探讨得较多。在本世纪上半叶，人们由于对韩愈与佛教之关系比较关注，所以也分外注意韩愈与大颠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董璠的《韩愈与大颠》、钱钟书的《昌黎与大颠交往事》等。

　　本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这一问题探讨的范围扩大了许多，相关的论文涉及到韩愈与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孟郊等人的关系。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与韩愈》、吴文治的《韩愈与白居易的交往》、路剑的《韩愈与白居易》、周勋初的《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尚永亮的《韩愈同二王刘柳的关系及其永贞革新的态度》、张金亮的《韩孟的交游和酬唱》、刘国盈的《韩愈柳宗元交游考》、《唐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刘禹锡关系考辨》、《韩愈与僧人》、朱琦的《韩白关系考》等。

　　另外，陈克明的《韩愈述评》一书中还专门探讨了"韩愈师友关系"，分别论述了"韩愈同独孤及、梁肃、陆贽的关系"、"韩愈同柳宗元、刘禹锡的关系"、"韩愈同李观、欧阳詹、张籍、樊宗师的关系"、"韩愈同李贺、孟郊、李翱、皇甫湜、贾岛等的关系"。

　　服硫磺问题 对于韩愈是怎么死的，前人有认为是食丹而死的，理由是白居易在《思旧》诗中所说的"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但也有人认为，此说不过是"文人乐闻邪说，以诬谤前贤"。本世纪上半叶，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和章太炎的《文录》卷一《思乡愿》也持此说。但是予同的《韩退之与卫退之》则重申了白诗中的"退之"系卫中立、卫退之，而非韩愈、韩退之的观点。

　　而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则认为："乐天之旧友至交，而见于此诗之诸人，如元稹崔群，皆当时宰相藩镇大臣，且为文学词科之高选，所谓第一流人物也。若卫中立则既非由进士出身，位止边帅幕僚之末职，复非当日文坛之健者，断无与微之诸人并述之理。然则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

　　此后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还有刘国盈的《韩愈非死于硫磺辨》、阎琦的《韩愈"服硫磺"考论》等。其中刘国盈文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首先不同意说韩愈是服食硫磺而死，因为不但韩愈本人不曾说过有服食之好，而且韩愈的朋友也不曾说过韩愈有服食之事，张籍的《祭退之》诗中所写韩愈之死时的情形也非服食之状；其次，他也不同意说白居易诗中"退之"就是"卫中立"，他认为很可能这两个字是"敦诗"之误，也即崔群，因为他既是白居易的好友，又是服丹而死的。阎琦文同样也不同意说韩愈服硫磺而死，他认为白居易诗中"退之"谓白行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二、性格和思想研究(一)

　　韩愈的性格和人格 本世纪有两个时期，学界比较关注韩愈的性格和人格：一是在三四十年代，人们曾对韩愈的性格和个性有过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二是在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开始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韩愈的人格和性格进行分析。

　　三四十年代，涉及韩愈人格和性格研究的文章主要有陈登原的《韩愈评》、洪为法的《韩愈的矛盾和委琐》等，而且这两篇文章都对韩愈的人格和性格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

　　如陈登原在文章开头就指出韩愈是"文人无行"的典型代表，他认为韩愈虽然"能笃于其友，不以时会更易，一节之长，要亦可以不朽"，但"未能免于恶俗，而必欲自标清高；未能淡于势利，而必自谓道；疾言厉色，以欺浮屠；巧言令色，以谄公卿；而犹执其两端；而犹'谨献薄技'。--较之常人，罪犹加等。"洪为法也认为："道貌岸然，忠贞之至，强悍已极，这是一般人对于韩愈的印象。……但一考其实际，却都不过是银样蜡枪头，外场好看"，"韩愈，细细剖析其言行，也只是文人的典型，处处显露着矛盾、委琐。他一生就在矛盾和委琐中悲苦着，挣扎着。"

　　另外，周荫堂的《韩白论》也持类似的观点："韩的胸襟很狭隘，见解很肤浅，思想很粗糙，并且一味的想挂'圣人'的招牌，他对于精邃玄奥的佛学，本不能了解，而却大肆攻击，认为异端邪说。……他在政治上的活动，更现出他的患得患失，阿谀逢迎的心理?quot;

　　当然，当时也有人对韩愈的性格和人格作了肯定性的评价。如王锡昌在《韩愈评传》就指出："韩愈幼秉朴实刚毅的性格，及长又屡遭贬谪的磨炼，使得他洞鉴远达，信道笃行。所以他自负传继道统之责，来排除佛教；自信有退敌之能，来夺三军之帅。"进而对韩愈"这种特立独行，不避难险的精神"表示了由衷的钦佩。

　　从三十年代后期直到七十年代末，都未见有人对韩愈的性格和个性进行专门的探讨。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又开始对韩愈的人格进行研究，不过多是结合韩愈的一些重要行事进行探讨的。如仇永明的《韩愈谀墓辩》、李光富的《论韩愈并不谀墓》等文章通过细致的考辨，指出韩愈并未"谀墓"，进而肯定其其人格的。还有一些文章则结合韩愈的《平淮西碑》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讨论了韩愈的人格，讨论的情况可参见陶易的《韩愈〈平淮西碑〉引起的聚讼》。

　　九十年代以后则又出现了一些运用文化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韩愈的性格和个性成果，如郭明志的《气盛――韩愈人格心态的文化蕴涵》。文章指出"气盛"是韩愈人格形象的核心内容，并从韩愈"气盛则言宜"说的原意、韩愈尚气的表现及韩愈立身行事等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作者认为，"气盛"不仅是指一种文论主张，一种最佳创作心态，而且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人生意义，它是韩愈追求达到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济世热忱是韩愈"气盛"的升华，刚健进取是韩愈"气盛"的根基，特立独行是韩愈"气盛"的常态。

　　韩愈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学界才渐渐对这一问题关注起来，当时讨论的焦点是韩愈是否依附宦官、站在豪族大地主的立场，反对"永贞革新"。

　　否定派认为，韩愈是站在大地主的立场，反对"永贞革新"的。如黄云眉在《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中就认为，"他在政治方向上，表现为一贯维护大地主利益，反对以王叔文为首的新势力集团的政治改革，在生活作风上，表现为和旧官僚沆瀣一?quot;，"韩愈虽然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而他的阶级意识，却接近于大地主阶层"。

　　肯定派则认为，韩愈的主张基本上符合人民的利益，是进步的。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册就认为，"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的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聚敛横征，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些都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吴孟复的《试论韩愈的政治思想--兼与王芸生先生商榷》则指出，"和阄恼浼�团的结合，是�?用武力削平藩镇'这一共同主张为基础的，而用武力削平藩镇并不失为正确的主张"。卫仲璠在其《对韩愈政治思想倾向的一点看法》中更指出："韩愈不但不依附宦官，而且跟宦官集团，真正一贯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韩愈在政治上是一个中间派或"骑墙派"。如王芸生在《再论韩愈和柳宗元》中说："韩愈是一个顽固的保守党，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即政治投机家。"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也认为："韩愈和柳宗元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但韩愈在政治上经常采取依偎兀的态度，帮着大地主官僚说话。他的这种'骑墙派'的、有时甚至是落后的态度，使他的文学成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quot;

　　文革后期，"评法批儒"运动中，韩愈的政治态度又成了理论界的一个批判的对象，韩愈被彻底否定了，而且还增加了"继承孔孟复辟之道"、"坚持儒家保守势力的政治立场"等新内容。

　　文革之后的几年内，学界则从韩愈与宦官的关系、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与"永贞革新"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文革之中的"批韩"、"贬韩"进行了反思，且大都对韩愈持肯定态度。
　
　　如徐克文在论及韩愈与宦官之关系时指出，韩愈虽然写过《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和《诗》等官场应酬的奉命之作，"不能不说是他'文德'上的一大缺陷，但也不能因为他写过这篇序，就坐实他是地道的宦竖?quot;，"观察一个人应查其历史， 统观其一生，看其大节，不能以一斑代全豹"。王启兴的《为韩愈一辩》也认为，除了前人已经辩明的事实之外，从韩愈的一生言行加以考察，勾结宦官的罪名也是不能成立的。韩愈一生再没有写过请求俱文珍或其他宦官引荐的阿谀奉承的书启诗文，在他仕途坎坷之时，也未得到势压百僚的俱文珍或其他炙手可热的宦官的援引。相反，韩愈在洛阳时曾"日与宦者为敌"，以至于惧怕宦官罗织罪名诬害；同时，裴度奏请罢去监军的宦官，韩愈对此并没有反对，还积极赞助。蒋凡《韩愈与宦官--读〈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札记》也指出?quot;宦官俱文珍在汴州军乱中平叛有功，韩愈《序》中的颂词基本上接近事实，这与溜须拍马的谀词有本质的区别。"他还列举史实证明俱文珍是当时宦官中的佼佼者，认为不能因为他是"刑余之人"，就加以歧视。

　　对于韩愈对待藩镇割据的态度，郭预衡则指出：韩愈《平淮西碑》的主要倾向是"反对藩镇割据，而歌颂平叛的胜利；赞扬主战派，而批评主和派"，认为"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坚定立场，不应因为碑文少写了李愬之功便加以贬低"，而且他"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还不仅表现在平定淮西的一时一事，他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都贯穿着这个思想。"

　　关于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关系，学者们也大多认为应历史地看问题。如蒋凡《韩愈与王叔文集团的"永贞改革"》认为，"在韩愈柳宗元的时代，对王叔文集团和'永贞改革'的态度，并不是检验政治上进步与反动的唯一标准"，当时"反对王叔文集团的大有人在，既有反动腐朽的势力，又有进步的政治人物，不可一概而论。""武元衡、李绛、裴度是不同于王叔文集团的另一批正直的朝官"，韩愈是他们这一"无形之'党'"中的积极的一员，他的文章及其一贯的政治主张，与"王叔文集团确有许多一致的地方"。郭预衡《韩愈评价的几个问题》则指出："韩愈最大的政治错误是反对所谓的'永贞革新'。但他所以反对，倒不是因为王叔文'推行法家路线'，而是反对王叔文其人"，于永贞革新集团中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则是同情的，韩柳之间的友谊，"几十年间始终没有断绝"。徐克文则认为："韩愈对顺宗朝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由于政治派系关系他基本上是反对的，但他写《顺宗实录》的时候，对王叔文的一些进步政治措施还是秉笔直书，给以正面肯定的。"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韩愈的政治思想的研究热情渐渐消退了，也未出现大的论争和突破。其中论述较为深入的文章主要有陈光明的《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和分歧》、屈光的《韩愈与藩镇关系》、尚永亮的《韩愈同二王刘柳的关系及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周勋初的《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刘国盈的《再论韩愈与永贞革新的关系》等。

　　韩愈与中唐儒学复兴 这一问题一直是学界讨论的重点。本世纪上半叶，人们曾对韩愈的复古崇儒进行过争论。

　　一些学者从复古崇儒与排佛的关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对韩愈的复兴儒学加以肯定。如李嘉言认为，佛老诸邪说行，"无纲常节其行，无礼义束其心，则天下将乱"，所以韩愈的复古，有着"救时弊"的现实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则结合韩愈的"道"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如罗根泽在《韩愈及其门弟子文学论》说?quot;韩愈不惟抓住了鲜明的道"，更在于他"有万死殉道的愿力"，但韩愈虽重道而"只能作实行的儒家，不能作理论的儒家"。冯友兰的《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则认为韩愈虽然不能成为哲学家，而仅为"文章之雄"，但他的"道"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一）韩愈极推崇《孟子》，以为得孔子的正传。此为宋明以来之传统的见解，而韩愈倡之。（二）韩愈《原道》，特引《大学》。此后至宋明，《大学》遂为宋明新儒家所根据之重要典籍焉。（三）韩愈《原道》提出'道'字，又为道统之说。此说孟子本已言之，经韩愈提倡，宋明新儒家一皆持之，而宋明新儒家亦有道学家之名。由此三点言之，韩愈实可谓为宋明新儒家之先河也。"

　　另外一些学者则对韩愈的复古崇儒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一些人因反对韩愈排佛而批评其崇儒，如陈登原的《韩愈评》就说："夫当愈之世，可原而论者，亦已众矣。藩镇之跋扈，可原也；民生之凋疲，可原也；宦官之横，君暗臣鄙，可原也。而曷为乎'原道'哉？……实则原其所原，盖文人避重就轻之狡计而已。"而韩愈倡"道统"，是"文人之卖弄，茫无归宿之夜郎自大已"，"实开以后道统纠纷"。知堂（周作人）的《谈韩退之与桐城派》也认为?quot;韩退之留赠后人有两种恶影响，流泽孔长，至今未艾"，其中的"道"，是"统制思想"。

　　五六十年代，这一问题仍是学界讨论的重点，不过和三四十年代情况不同，人们大多对韩愈此举持充分的肯定态度。如陈寅恪在其《论韩愈》中就从以下六个方面说明了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贡献"：一、�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br>
　　再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四册中指出："韩愈宗尚儒学，对佛老特别是对佛教攻击最为坚决。""他有名的五原，虽然还不能象宋儒理学那样成为系统的儒家学说，但已为宋儒开辟理学的初源。""韩愈继承了儒家正统学说，即孔孟学说，学孟子之学，思想上难免沾染唯心主义的色彩，不过，他对唯心主义更高度发展的佛学，视之如无物，各种祸福报应之类的骗术，全不置信，被愚人看作绝对神圣的佛骨，要求投诸水火，予以毁灭，这些卓荦的议论，不必因为他在哲学思想上是唯心主义而否认或减轻它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