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试论韩愈莅潮与潮人素质形成的关系 [派爱网]
(一)
《序》中写道:“百代文宗的韩文公以谏迎佛 骨获罪,贬来潮州当刺史。这对他是塞翁失马,对我潮则是福星高照。虽为期不过八月,其
影响竟及千秋。从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有海滨邹鲁之称。观乎山川桥梁、祠堂橡木,无 不姓韩,足见其感人之深远。”这段话已阐明了本文的观点,即“赢得江山改姓韩”的韩愈
,对于与此相表里的潮人素质的形成,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观点想必不少潮人是赞 同的。但不以为然的也大有人在,如彭妙艳先生就认为:“韩愈贬潮,时间仅仅七八个月,
而且十分悲观失望,能有什么作为?”①方展谋先生算计得更精确:“名义上逗留八 个月,实 际上三月下旬到,十月又调走,实足仅仅六个月。”因此他断言:“短短的六个月,别说在
古代那落后条件下,即使在现今的先进科技条件下,能干出多少事?”②萧遥天先生 也曾说过 这样的话:“韩愈是一位古文家,每篇掷地有金石声,足垂天地而不朽。治潮八月,则一点
贡献都没有,未敢恭维。”“他在潮州的一切所谓治绩,完全是官场的虚应公事。”③政 绩既 微乎其微,又遑论对潮人素质影响之有?看来,时人对韩愈治潮的功绩及其影响,在看法上
分岐还相当大,而且恐怕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作为学术讨论,大概是谁都可以发表一点意见 的,为此,本文便知其难为而为之,也来热闹几句。
一
应该承认,韩愈在潮州的时间很短,不足八个月,他的确也干不了多少事;但不管怎么 说,潮人对韩愈的崇敬,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正所谓“八月居潮万古名”,人人无法否认。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要作点区别的话,潮人对于韩愈的崇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仕宦阶层,一是普通百姓。
仕宦阶层所尊崇的主要是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治潮方略。韩愈是正统的儒家人物,就其一生来看,“韩愈所提倡的排佛、古文运动、创立道统论,与社会发展和哲学发展的总趋势符合”,他的“许多主张,符合历史潮流”④。就其莅潮八月的短暂一瞬来看,他从儒家立场出发制定的“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的治潮方针,也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符合封建大一统中国的利益,对健全潮州的封建秩序,发展封建文化、经济具有指导意义,他因此成为“潮州发展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转捩性的人物”⑤,得到莅潮诸仕宦的崇奉。
就历史阶段来看,莅潮仕宦的崇奉韩愈,最勤最力而又蔚成风气的,是在推崇理学的宋代。据饶宗颐先生考证,两宋莅潮官吏,蜀士及闽贤为多,而在庆元(1041)以后,莅潮诸仕宦,有不少为朱子门人。“故朱学亦传播及于潮,潮刊大字韩集中,有朱子《考异》,朱子著述亦在潮镌版(如《中庸辑略》、《朱子家礼》)”,“元明以后,理学地位益隆,韩公在潮之地位遂与日月争光”⑥,怪不得韩祠正殿朱楹上题写着这样的赞颂之语:“原道开理学渊源,吏部文章,长昭日月;辟佛作中流砥柱,孤臣羁旅,独占江山。”看来韩氏的被尊奉,确是历史潮流使然。
韩愈又是一位大文学家,“名以文传”,在他莅潮之前,他的文名就已震烁潮郡;莅潮之后,他的最早的文集《昌黎文录》由赵德收辑而成,并由于赵德的推崇(如《文录·序》写道:“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更赢得读书人广泛的信仰。及至宋代,由于文人的特别吃香,加之欧阳修的整理、印行《韩昌黎文集》和苏轼的韩
祠碑文,韩愈“一代文宗”的历史地位便逐渐得以确立。
潮人推崇韩愈的具体表现,是韩文公祠的建造,这也是仕宦阶层所为。最早建韩祠于潮州金山之麓的,是北宋咸平二年(999)莅潮当通判的陈尧佐;九十年后,元佑五年(1090),来
潮主事的朝散郎王涤,又迁建韩文公祠于城南,并请苏轼写了碑记;又过了九十多年,原任 太常寺卿的常州人丁允元知潮州,于淳熙十六年(1189),又在东山修建韩祠。 此后,韩祠于元、明、清以至民国年间,又曾多次修建。倡建的仕宦有王源(明)、金松涧(明)、张之洞(
清)、刘侯武(民国)等。除潮州古城区之外。潮汕各地还另外建有韩祠多处,如在潮阳有明 隆庆六年(1572)由知县黄一宠改“东岩庙”而成的韩文公祠;在普宁有清道光年间改昆岗书院而成的韩文公祠;在惠来有清乾隆二年(1737)由知县杨宗秉于文昌阁塔建筑群旧址增建的韩文公祠等等。这些仕宦的尊崇韩氏,建祠奉祀,说到底,是尊崇其“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的才气,“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的勇气和“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名气。换言之,崇韩立祠,是为了“风示潮人”⑦、“养士治民
”、“以公为师”⑧。应该说,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崇拜,即这是以伟大人物的人格、道德与学 问等的修养 所产生的权威慑服后代的崇拜,当然其中不免有中国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盲目崇拜甚至迷信神
化的成份,如“潮人之祀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⑨之类。 但若历史地 客观地加以分析,仕宦们乃至潮人百姓对韩愈的崇拜,却绝不是虚妄的、无中生有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韩愈“有爱在民”,他的许多深得民心的主张,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或
诗章里,他是身体力行,力创政绩的。
身体力行且有政绩是普通百姓衡量一个官员好坏优劣的最简捷、最直观的标准。那么,韩愈 在短短的八个月中,干了些什么事,才如此赢得民心呢?
按一般通行的说法,韩愈在潮州刺史任上,曾着实干了四件事:一、祭鳄驱鳄;二、释放奴 婢;三、奖励农桑;四、延师兴学。描述这些政绩的文章甚多,这里不赘。但有一点应强调
指出的是,韩愈所做的这一切,集中体现的是他的为人处世即“不为一己求安乐,但愿众生 得解苦”(古潮州鳄渡亭楹联)和“得官即办兴国事,失位不失爱民心”的高尚的品德。唐时
任用官吏有一定的标准,以流内官来说就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要求,所谓“四善”就是德 义有闻、清慎明若、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简言之,即德、慎、公、勤四字,这是对各类官
员的共同的品德要求。考察韩愈一生行状,不论是任朝廷大员抑或贬为地方官佐,他都是恪守着这些品德标准,勤修德政,爱民若赤的,这就至为难能可贵。就以他居官廉洁一节来说
吧,韩愈抵潮之后,岭南节度使孔戣担心他因“州小俸薄”开支欠缺,因而“特加优礼” ,“每月别给钱五十千,以送使钱充者”,但韩愈却觉得受之“非循省之道”,“非廉者所
为,……名且不正”,乃婉言谢绝。这还不算,他为了在潮兴学,曾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慷慨解囊,“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 ,以给学生厨馔”。(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人因惠爱传”,对于这样一位积极用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人物,我潮百姓“信之深,思之至”,正是极为自然之事。
将潮人尊崇韩愈分为仕宦阶层和普通百姓两类,主要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事实上,正如老百 姓也会欣赏韩愈的道德文章一样,仕宦们也是钦佩韩愈的处世为人的。“民心如镜长相映”
B10,总之,韩愈得到潮人的爱戴和颂扬,决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也不是什么—般的“恋旧崇圣的意识” B11。
至于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为官的业绩大小,那更是不值一驳。官者,掌权率民之人也。俗语道:为官一方,造福百姓;做官一时,为人一世。衡量为官好坏,应看其所作所为是否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1984年,全国侨联副主席连贯庆贺韩祠重修的题词说得好:“为人民
做了好事,人民永远纪念他。”只要是不具偏见的人,谁能否认这一天下至理呢?
二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表现为遗传和文化的综合基因的人的素质的形成与文化的氛围(山川名胜、人文传说等)有直接的关系。
潮州(指古潮州,包括现在的潮汕地区)地处亚热带,南濒大海,气候宜人,地貌以平原丘陵为主。清淑的山川气候孕育了和乐淳美的民性风俗。秦汉两代,秦皇南征军众和汉帝平越大军曾至这“百越蛮荒”居留;西晋永嘉之乱后,又有大量中原士民成批移居潮地,这样,潮州原有“人杂夷獠
,不知礼仪”B12的越、畲、俚、僚等少数民族逐渐为中原南下汉人同化,中州华夏 繁衍盛区的 衣冠望族便带来了温谦知礼的嘉风雅范,遂使“潮虽小民,也知讲礼义”(苏轼:《与吴子
野》)。因此,应该说,潮人在其总体素质上,是具有炎黄文化气韵的。比如,潮人的善走 ,勇于向陌生地区谋生的秉性(至今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均有潮人),就有如汉唐士民之不远万里南迁入潮;又比如,潮人的凝聚力(在海外,潮人会
馆、社团是最普遍的民间组织),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易为异邦侵略(或同化)的民族性 ;还有,正如清乾隆年间长州人孟亮揆《潮州上元竹枝词》所描绘的那样,“怪他风俗由来
异,裾屐翩翩似晋人”。清末潮州妇女出门,头面披纱,飘垂及膝,走路时手挽纱巾,匆匆 而行,不敢旁顾,此种“春风游女飘遗悦”B13的习俗,也深蕴着中原的风情。……
凡此种种,都说明潮人与华夏民族之息息相通,古潮州是“接伊洛之渊源”,才“开海滨之邹鲁”B14,是一个源于 鲁又异于邹鲁,独具岭海又兼有旧邦的岭海文化的氛围。
那么,韩愈对于这种岭海文化氛围的形成,是不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从历史发展阶段来看,潮州在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建立义安郡之后,就已成为粤东政治 、经济、文化的中心,入唐以后更加发展,如农业已相当发达,作为全国大州郡之一,也遵玄宗皇帝圣诏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扩建荔峰寺为开元镇国禅寺,开始荟集佛教经典和地方文物;而且,在韩愈之前,唐大历十四年(779),有由宰相累谪为潮州刺史的常衮莅潮,唐贞元十二年(796),有由御史中丞贬任潮州刺史的李宿莅潮,他们“办学校,勤农桑”,也使潮州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如此等等,都说明潮州在韩愈到来之前,就已具有一定的岭海文化。
但岭海文化作为一种氛围得以形成并迁延至今,却应是在韩愈莅潮之后,正如《海阳县志》 所言:“潮州,昌黎过纪而后,素有海滨邹鲁之称。”
这种岭海文化氛围的真正形成,是在宋代。前面说过,潮州韩祠的建造,首推陈尧佐。陈所处的年代在北宋初期,是他最早提及与今天名字相同的西湖山(见《游湖山》),也是他最早将潮州山水附上韩姓,他有一首叫《韩山》的诗可以为证。此后,除了直接与韩愈有关的韩祠、苏碑、韩木、灵山留衣等处之外,潮州的山川古迹,也大多冠上与韩愈有关的名字,如笔架山改为韩山,恶溪改为韩江,广济桥称为湘子桥,还有昌黎路、昌黎小学、景韩亭、叩齿庵、竹竿山等等,一个围绕韩愈的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亦即岭海文化的氛围,在陈尧佐之后
便渐次形成。
为了明了这种氛围的形成及其影响,这里不避繁琐,试列举一些韩愈以后历代名人的潮汕诗词:
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
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
——宋·陈尧佐:《送王生及第归潮阳》
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
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宋·周敦颐:《题大颠堂壁》
惆怅昌黎去不还,小亭牢落古松间。
月明夜静神游处,三十二峰江上山。
——宋·刘允:《韩山》
老大韩家十八郎,犹将云锦制衣裳。
至今南斗无精彩,只放文星一点光。
——宋·杨万里:《韩山》
笑为先生一问天:身前身后两般看。
亭前树子关何事?亦得天公赐姓韩!
——宋·杨万里:《韩木》
到来六月海风清,寒尽逢春问早耕。
嘶马不停芳草短,哀鸿欲集远沙平。
谁将姓氏惊童稚,漫使文章溷老兵。
风雨韩江桥不断,未枯橡木石阶横。
——清·吴颖:《己亥元旦》
高植一株耸翠峦,侍郎手泽倚栏干。
根深八月蟠祠古,叶毓双旌度岁寒。
棱影参差侵曲水,奇花多少映祠坛。
游人若问科名事,为指芳林归姓韩。
——清·郑兰枝:《潮州八景·韩祠橡木》
过桥寻胜迹,徙倚夕阳隈。
绿水迎潮去,青山抱郭来。
文章随代起,烟瘴几时开。
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菜。
——清·吴兴祚:《题韩祠诗》
鲜花翠柏喜同堂,澄海春风百卉香。
一曲宋元遗韵在,冠山韩水此情长。
——当代·老舍:《赠澄海艺香潮剧团》
雪漫蓝关飞老泪,谏迎佛骨何须悔。南国诗情堪足慰。纲不坠,古今皆是民为贵。
稻海银渠波叠翠,鳄鱼退去群情沸。文扫八朝衰飒气。游人醉,象狮江畔遥相对。
——当代·刘海粟,调寄《渔家傲》
……
这些回环在字里行间的韩山韩水,具有深远旷缈的历史感和蕴藉亲切的乡土感。 这些充盈着韩山韩水钟灵之气的诗文,会诱发读者去体味中国传统文化那淳厚的气息,于幽思冥想之后滋生一种自豪而又儒雅的心态;而那时时处处可以登临赏览的韩祠、苏碑、鳄渡、留衣亭等胜迹,它们或
古雅端方,或质朴凝重,或其水浩浩,或其亭翼然,都流荡着韩愈以及与他相关的苏轼、大 颠那“文章浩瀚雄千古”的翰墨之香,也会令人于瞻依流连之际,萌生一种崇高而又虔诚的心态。正是这种种崇高而虔诚、自豪而儒雅的心态的长期浸濡,才使得一代又一代的潮人逐渐地具备了自尊、自重、坦诚、沉静、文雅、专注等等优良的秉性气质,而这集中体现为潮州地域上自唐宋以来“才人济济,文士跄跄”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三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潮人素质的形成,单单依靠岭海文化氛围的熏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能够感受这种文化氛围的,还必须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
因此,我们在谈论潮人素质的形成条件时,一定不能忘记韩愈莅潮的一桩最大功劳——兴学。
历来有识之士总是把素质的培养与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远的不说,时至今日,疾呼加强教育之声仍不绝于耳,如夏衍老先生1988年与《瞭望》记者纵谈全民文化素
质时就说过:“中国当代最紧迫的问题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也就是要认认真真地抓教育事业,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问题。”B15
办学是韩愈的一贯主张,他在莅潮之前十七年(802),便写了著名的《师说》;办学也是韩愈一生积极从事的活动,他34岁时(贞元十七年),便获授国子监四门博士,后来又两次为国子博土,一次为国子监祭酒。莅潮之初,他仍身体力行,在潮州兴办学校,把《师说》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谈论韩愈莅潮兴学这一节时,有一点应强调指出的是,韩愈并不是潮州乡校的始创者,把韩愈莅潮作为潮人知学与未知学的界限,是不公允的。
这是因为,从唐代社会来看,当时的统治者特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早在唐高祖李渊入长安为大丞相时起,他便已下令置生员,使“京师至州县皆有教”B16。至唐太宗一代,各级学校
更达到空前昌盛和完备的程度,潮州也不例外,不然,在韩愈莅潮之时,就不会有“沉雅专静”的赵德秀才供其选用,况且与赵德同时的人物,还有进士洪奋虬。若上溯至初唐,有科名的还有陈元光(爵列通侯)及其子陈朝佩(登王维榜进士)等。另外,在韩愈之前的一百四十年.就开始有朝廷大官贬来潮州任刺史,陆续有常怀德、李皋、常衮、李宿等,他们也都是
热心教育,施行“以礼义教民”、“兴学教士”的有见识的官员。B17所以说,苏轼 所撰《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碑文中“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一说,其实是不确之论。
那么,韩愈在潮兴学的功绩,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归结起来,大约是以下两方面:
其一是,当时的潮州尚属荒僻之地,州学时设时停,很不正常。正如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所说,“此州学废日久”;同时,因为至韩愈莅潮之前,数任“刺史县令不躬为之师”,使“闾里后生,无所从学”,因此,“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这正与《师说》中所抨击的“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现象相同。在这种情况下,韩愈的莅潮兴学,用当今的语言来说,就是“整顿乡校,振兴教育”,使一度荒寂的乡校教育重获生机。可以说,如果不经过这一“芸芸吾师,乡校立于斯”B18“的“整顿”和“振兴”的阶段,如果没有韩愈的教育思想和教材、教员等等一整套成形的教育制度的确立和沿用,潮州的教育事业就会是另外一种面目。从这一意义上说,韩愈对潮州的教育事业是作出了承先启后、重振学风、重树楷模的贡献。
其二是,韩愈一贯的办学主张及其文集在潮的流布,使其“王化德治”的儒家思想深入人心 ,并影响了千秋万代。
韩愈的教育思想,从他对赵德的评价便可一窥端倪。韩愈认为,赵德“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这就说明他是主张以儒家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按陈荣照先生的归纳论析,具体来说还可分列为以下五个方面:1.性三品说,“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2.教育目的与内容:儒家的道统“三纲五常”,德育、智育、政治教育;3.发掘人才与培养人才;4.讲究学习方法;5.重视师道。B19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灌输了作为儒家核心的礼制观念亦即韩愈一向所主张的“以德礼为先”的儒家礼教。这使僻处岭海一隅的潮州子民也感受到天子的神圣慈武,从而“同心同德”地臣服大唐圣朝。对于一个统一国家来说,这种维系“世道人心”的教化无疑是必要的;而由这种教化所衍生的圣贤崇拜和民族信仰,其对于潮人心理素质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因为,自韩愈莅潮之后,潮人人心归附,热衷科举仕途,甚至以韩愈手植橡木花开多寡占卜科名盛衰,从此,“崇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B20,使“至今潮阳人,比屋
皆诗书”,真可谓“博士文章夸八代,韩江水浪漾宏辞”,此种盛况,堪足资证韩愈所授儒学在潮已广播人心。
韩愈兴学倡道所结下的果实是丰硕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继赵德之后,人文蔚起,至宋代又有林巽、许申、卢侗、刘允、吴复古、张夔、王大宝等七贤,与赵德合称唐宋八贤,潮俗又称为“前八贤”,因为至明代崇祯戊辰年(1628)。潮州有辜朝荐、郭之奇、黄奇遇、宋兆袀、李士淳、梁应龙、杨任斯、陈所献等八人同科考得进士,被称为“戊辰八贤”,即所谓“后八贤”。此后,又有明代的前七贤与后七贤。除此之外,潮州历史上还曾出现过三个状元,即明代正德年间东莆人林大钦、清康熙年间揭阳人林德荣和乾隆年间海阳人黄仁勇。至此,潮州终于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在学校设置和科举文绩方面,以宋代为例,据曾楚楠先生查考,南宋前期,除州、县学外,潮州已正式设立了韩山(建于1243年)、元公(建于1249年)两所书院。淳熙元年(1174),潮州有三千名士子参加乡试,全郡共选取贡生二十人上京(即所谓“棘围共试三千士,海郡联飞二十人”);自此“人物日盛”,至绍定元年
(1228),只五十余年间,参加乡试士子已达六千六百余人,平均每科递增二百余人;又过了三十多年,至南宋中期景定五年(1264),应试之士已“至万以上人”,竟占当时人口总数的
十五分之一!而每科从成千上万名士子中取录的二十几名贡生,到京城参加会试,一科中进 士五名以上的就有九次。其中在建炎二年(1128)的戊申科,是科就共中王大宝、吴廷宝等九
人,王大宝并高中正奏一甲第二名(榜眼),开潮郡士子登鼎甲的先例,以至于宋元间修成的《潮州三阳志》要作如是评述:“潮二书院,它郡所无,文风之盛也所不及也!”这种“儒风开海峤”、“香火遍瀛洲”的鼎盛的人文景观和人文道德的形成,如果不归功于韩愈,又
该归功于谁呢?
韩愈的这一“功不在禹下”的业绩足标榜千古而不朽,正是他的兴学育才,才使得潮人的素质大大提高,除了以上所说的自尊、自重、坦诚、沉静、文雅、专注等素质外,还应再加上勤学、奋发、进取等等,概言之,即提高了潮人的文化素质,这正是潮人素质的最显著的特点。
潮州是个名贤荟萃的地方,潮籍或曾莅潮赫有声名的除韩愈外,还有史称“十相留声”的常衮、李宗闵、杨嗣复、李德裕、陈尧佐、赵鼎、吴潜、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以及王大宝、林大钦、翁万达、丁日昌、丘逢甲、郑成功等,他们也都赢得潮人的爱戴和景仰,但赢得江山易姓、冠以“吾潮导师”而对潮人素质产生深远影响的,却只有韩愈一人,这真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本文的粗浅涉猎远不能对此作出解答;同时,由于侧重点不同,本文对韩愈莅潮所授儒学的消极影响方面和潮人素质某些弱点,也未能作全面的评述。因此,期待着对韩愈莅潮功绩和影响有不同看法的先生,能对此作些专论,以便避免偏颇,得出一
个大家都满意的结论。
注:
①B11彭妙艳:《应该有一点“割爱意识”》,载1988年4月26日《现代人报》。
②方展谋:《韩愈、方耀与潮州兴学》,《汕头工人报》。
③⑤④B21均引自曾楚楠:《韩愈治潮的功绩及其影响》,载《汕头大走向》
1989年第l期及《海滨邹鲁,美誉不虚》,载《旅暹潮州同乡会60周年纪念特刊》。
④任继愈:《韩愈的历史地位》,《韩愈研究论文集》,广东高教出版社,1988年l0月版,第11页。
⑥饶宗颐:《宋代潮州之韩学》,同上,第389页。
⑦引自《中国人名大辞典》。
⑧⑨苏东坡:《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B10许士杰同志题赠潮州韩文公祠诗句。
B12引自唐·杜佑:《通典》。
B13丘逢甲诗句,全诗见《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 4页。
B14联句见自福建泉州开元寺后石碑。福州、泉州,皆称为海滨邹鲁。
B15引自《了望》1988年总第45期。
B16引自《唐代的学校》。
B17据弘治庚申本《潮州府志·官师志》载:“常怀德、高宗仪凤间刺潮。以礼义教民 ,民皆化之。”“李皋,衡州刺史,以观察诬奏,改刺潮州。”“常衮,京兆人,德宗初,以宰相贬潮州刺史,兴学教士,潮俗为之丕变。”“李宿,贞元十三年,由御史中丞出刺于潮。”
B18B23均引自《城南校歌》:“凤水各区,治化溯昌黎,城南庙貌,华哉足 瞻依,以一匹夫 ,而为百世师。芸芸吾师,乡校立于斯。莘莘学子,诲之以道义,为国为家,宜养浩然气。
”
B19详见陈荣照先生《试论作为教育家的韩愈》一文,载《韩愈研究论文集》。
B20引自王大宝:《韩木赞》。
(载2001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韩愈研究》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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